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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期的造币中心

发布时间:2015-08-03 08:46:38 点击率:
作者:王国伟 (zenmax福凸)
(未经作者允许禁止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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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州钱窟/郝军霞摄
序:
    过去,商州有古地名“铁炉子”、“红崖寺”;有以红崖冶命名的“三十里铺”;还有古《旧唐书》、当地史志记载的“红崖冶”、“洛源钱监”。大唐正史《新唐书》卷40第二十六五行三:
    “元和二年(元和(806年 - 820年)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位期间唐朝出现短暂的统一,史称"元和中兴"福凸注),商州洪崖冶役夫将化为虎,众以水沃之,不果化。”被神化。
    至于“铁匠铺子”到处都可以找到。无论在商州各地,从城到乡下,比比皆是。
    最近,2012年《陕西省有色金属矿产综述》载:商洛地区有铜矿37处,各县均有分布,以山阳县境内较多(古商州)。探明产地9处,如丹凤皇台、山阳小河口和下官坊及柞水凤镇冷水沟等处,其中小河口铜矿略富,如商州市三十里铺和两水寺庙坪(洛源前);该矿古代曾采”说明:商州除漕运通道便于在周围收铜外,本地也在出铜。
    由于在古币市场太多的上“洛”铜钱,几元钱就可以买到。物以稀为贵,此币铸造太多,所以就不太值钱。
    以前都说上“洛”钱是“洛阳造”,和商州没有关系。因而,虽然知道有洛源钱监,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古币专家最近几年发现,“同模”现象在上“洛”钱中也出现。经过对比,它的出生地得到确认:上“洛”钱不是古唐的东都洛阳铸造,而是漕运道上的商州洛源钱监造。
    经查阅文献史志,计算了一下年限和有关资料,再去洛源实地踏勘,发现:由于造币从古到今一直是中央直属管理,州府参与,从蜡样、母钱、钱模、铸造、运送都是秘密进行。而陕西商州,确是一处人们未知的古铸币中心。经此地古治所铸造兵器和器物的传统古地、地点分析,疑是在这一处被遗弃的古上洛城之中。
    被遗弃的古上洛城,唐代属于商州上洛县洛源驿站所辖。因为造钱的地点封锁,人们只知道零星的古城消息。在宋朝留下的王禹偁“夜村(今商州夜村镇--福凸注)埋古屋,丹水咽寒流”和清赵应会知州《商州赋》的“过乐野(商州洛源--福凸注)而流连,前此遗封何在?向高桥(商州夜村高桥,因接四皓张良驷马高车而建,之后水摧毁,只留下夜村高桥的名字。---福凸注)而踯躅(马遇河水不能过而抬前蹄跺(脚)---福凸注),当年故址(古上洛城)还留。”的感叹。该城四围,却三边沉浸在自然的丹江河水里;军队把守城中,外界船只不准停靠,人出入乘船检查,封闭了进出的消息。


一、  日本的开元通宝新闻引发的商州造币往事


    《中国新闻中心国际在线》《人民网》《新华网》《中国经济网》《陕西传媒》 数十个网站都转载了日本《朝日新闻》7月9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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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土4万枚古钱 包括开元通宝等中国古币(图)

    国际在线专稿:据日本《朝日新闻》7月9日报道,日本文物调查公司IBISOKU关西分公司8日发布消息称,在京都市下京区的建筑工地附近出土了一只陶罐,罐内存有4万枚以上的古钱。其中有“开元通宝”“宣德通宝”等约50种。以现在的币值衡量,大约相当于4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4.38万元)。
    陶罐是高约66厘米的备前烧,被埋在深约50厘米的地下,没有盖子。每串铜钱都用绳子串起,每串有97枚。按照当时的商业习惯,97枚串起来的钱币可当做100枚来使用。
    出土现场位于高岛屋百货公司京都分店南侧商业街的正中央。人们认为,这些钱币可能是作为战乱和天灾的储备,或为了供奉神佛而被埋藏起来的。
    陶罐出土时已有裂纹,将其分割为两半后,放在里面的古钱没有散落,呈团状置于罐内。堺市文物科一名职员说:“陶罐侧面分割得十分整齐,可以清楚看见钱币在罐中的状态,这是十分珍贵的案例。”
    据日本《京都新闻》报道,这些古钱大概于15世纪前后在日本流通,明朝的“永乐通宝”最多,占到约12%。古钱多数为宋币,大多在日本国内仿制。”
据了解,在公元621年开始的唐代,日本从中国直接引进货币“开元通宝”流通。而且,自88年后的公元708年,日本天皇朝廷开始铸造[和同开珎
]等“皇朝十二钱”后,因铸造技术和原料及成本的原因,仍在使用和流通中国的“开元通宝”。
    在唐朝,铸造钱币属于严格的官营,铸造工艺和场地都是严格保密。因此,虽然日本皇朝引进了中国货币,并学习制造钱币的技术,但自制的“皇朝十二钱”工艺仍然很差,币面文字模糊不清,因此日本百姓都不愿意使用 。
    为了推广“皇朝十二钱”的使用,天皇王朝公布法令:所有为官者,按官阶高低不等,必须持有相应的皇朝钱币储量值,违法官员一律革职。可惜,由于当朝权力衰落,武家政权的幕府建立,皇朝十二钱的使用渐渐被“引进”替代而不得不废止,日本除继续使用仍使用的唐开元等中国币种外,并重新每年从中国补充开元通宝、等货币一直使用至明朝。
    一位商州朋友说:“商州古称:‘上洛‘,在长安‘京’洛阳‘都’的第二条官办漕运之道间,而且商州‘上洛’、‘洛南’与今日本‘上洛’的意思和‘洛南’几近一致。有这样高度一致的‘巧合’吗?这条新闻的开元通宝就有唐代官秘钱炉,商州洛源监所铸造的开元通宝。”
    这话的名称虽然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但是这一些开元钱有一部分是“商州上洛造”是肯定的。而且,高度一致的名字和事件,与商州有个故事叫《第九炉铜钱》,说日本当年派遣唐留学生学造钱术在商州的说法却令人深思。

二、佛钱会昌上洛开元通宝,一种流通佛学文化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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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在武宗年代(会昌唐武宗 814~846),商州开元寺和雕崖洞(寒川佛诞公园,作者注)中存有大量的包金开元通宝和“金币”佛钱。
    开元通宝的“开元”来源:
    开元,(713年十二月—741年十二月)为唐朝皇帝唐玄宗的年号,共计29年。
“开元”意思是开辟新纪元。开元年间,唐朝国力强盛,史称开元盛世。

    但是,开元通宝并非是唐朝皇帝唐玄宗年代才制造的。
因为发现,“开元通宝“铜钱上的四个钱文,是唐“颜柳欧赵”四大书法家欧阳询所写。而欧阳询是隋唐之交的历史人物,生于557年,于-641年就去世了,而唐玄宗李隆基(685年9月8日-762年5月3日),亦称唐明皇,公元685年出生在东都洛阳(今河南洛阳)。
    唐玄宗712年至756年在位时欧阳询以过世69年了。显然,大书法家欧阳询不会,也不可能给晚69年后的李隆基铸造“开元通宝”钱题词铸于钱上。
    史料载: “开元”一词出自汉朝。是东汉时人《汉书》作者班固(公元32年-92年,生于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汉和帝永元四年即建武八年-永元四年,东汉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的《东都赋》“夫大汉之开元也,夺布衣以登皇位”,意思是开辟新纪元,建立新朝代。
    而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首次铸造这种开元铜钱,因李渊是唐朝首位皇帝;唐代的“开元”君主而铸造这样一种铭“文开元”制钱,恰符合其开国皇帝的身份。开元通宝和李隆基年号雷同,纯属巧合,并非李隆基开元年间铸造。
    “从公元7世纪初至10世纪初,开元通宝铸造了近300年,不仅中央铸,后期地方藩镇也铸造,因为“开元”只是一句吉祥话,而不是帝王年号,所以只要唐朝不改朝换代,后世帝王就可以照铸不误,这才让本该是“精品钱”的开元通宝,因为发行量太大,而沦为草根一族。”(陶短房)
    在唐代的会昌五年,铸币几乎找不到多余的铜料。因为“金佛”“钱佛”“铜佛”非常流行。
    民间把大量开元通宝的铜钱化铜铸造佛像,目的和意寓不言而喻。信道教的李炎,在他登基后的第五个年头,毅然下令毁佛铸钱。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朝廷下诏京都及东都,只准留佛寺二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各道只留一寺,余皆毁去。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
    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把寺院内的佛像,僧尼钵盂、钟磬、用具统统砸碎,化铜铸钱。
    史料记载,扬州节度使李坤率先铸造背有“昌”字的开元通宝钱进呈,朝廷下令各地仿铸,并于钱背添铸各自州名以便检查。
    所以,这种背文记地名的开元通宝俗称会昌开元。
    这在全国引起很大震动,大部分信佛的人都不满意,诅咒武宗李炎,也就有了很多关于武宗李炎因毁佛而英年早逝的典故。
    也有一部分信佛的人说:其实武宗是把佛融入了货币,使经济繁荣昌盛。货币流通畅快,人民生产、生活安定了。被后人称其为“佛钱”。
    会昌钱也就这样成为流通的“佛钱”了。
    这些会昌开元佛钱,目前已经发现的以背文计算的有23种。它们是“昌、京、洛、益、蓝、襄、荆、越、宣、洪、潭、兖、润、鄂、平、梓、兴、梁、广、福、桂、丹、永”。其中“平、桂、丹、福”少见,“永”字尤罕见。古币收藏专家称这些佛钱“欲全部收齐颇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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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上“洛”佛钱之多和今市场多见,并且价位低,与其唐代中期该地钱监铸炉之多、铸币之久和铸币量之大是分不开的。也与商州当年漕运地位(《唐朝山南漕运终极码头的发现探源》);佛教文化在该地的兴盛,以及当年将大量的铜佛、铜料运进商州铸钱,民间又大量的将铜钱铸佛像变“钱佛”有诸多关系。


三、“同模”现象下的商州上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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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古币收藏和标价里发现古币专家发布有这样的文章:
  “2011-10-09 14:03:56”,在一篇署名“顿悟一刻”的文章指出:对过去很多人都认为唐代的上“洛“钱出自东都洛阳的看法,通过同模比较,有新认识的文章。即:“【泉友交流之七】会昌开元中的“同模”现象。昨日与泉友闲聊,偶尔说到了会昌开元中的“同模”现象。记得在老开元的时代,俺曾发过一个帖子《会昌开元遒劲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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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难看出彩图和拓片分布是两个钱。当时彩图那一枚的拥有者是北京的张晓昔兄,张兄就是园地的Beckham,熟悉刘征谱的人一定不会对他的名字感到陌生。拓片图是俺的。
    两枚钱双面文字的缺陷非常相似,连正面穿口上方的缺口都很像。所不同的,就是背面开穿的位置。这可以算是会昌开元“同模”现象最为典型的事例了。
    类似的版式还有一些,比如遒劲润(组合下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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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遒劲润(组合下月版)正面文字比划缺陷很多,铜质含铅量也很高,具有典型的“同模”特征。
    对于狭开上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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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片版为百福堂章老师所有,单背图的是淘币乐兄的,彩图的为俺的一枚。背移范、连洪字型等的特点也都很明显。
    类似的,俺曾写过一个关于一版“同模”倒京的文字,也是这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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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洛,有一版也非常有趣:平头通阔缘小字修版——面穿郭左下有缺,元字第一横修短,背肥郭的固定搭配。洛的版式也比较活跃,不过这款基于会昌新体的版式倒是有很强的“同模”性。正是基于这个发现,俺才将背署“洛”字的地望从过去认为的洛阳调整为洛源监(商州洛源监---王国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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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基于这个发现,俺才将背署“洛”字的地望从过去认为的洛阳调整为洛源监(商州洛源监---王国伟注)。 ”
    这是位古币专家。他对上“洛”钱的认识也是从2011年才开始。
    从古货币市场“铜钱”的现状来看,过去,把带有“洛”字的钱,习惯的称呼是“上洛钱”。因为当时的确是商州在唐代辖上洛县(以前是上洛郡、洛州、辖上洛县)。而洛源监就在“上洛”县故城地域。古上洛。即今“寒川佛诞公园下的古上洛城”地域、“上洛洛源”铸造。官称“洛源监”。
把“洛”字刻在铜钱的上部,代表“上洛”和“洛源监”。这也是货币在唐朝改革中货币铸造管理的一个标志,把各地铸钱的产地,以各地钱监标注利于管理监督。所以就以钱的上方铸“洛”,叫“上洛钱”。
    但是,很多人都误认为是“洛阳造”。
    另外,“上洛钱”在现在古币市场价值很低,主要是因为制造和留存太多的缘故。
    可见,古币行业过去一直没有把上“洛”钱归类为商州上洛的“洛源监”,虽然人们很纠结:商州上洛就是洛源监的地方,而且,从铸币的落款寓意“上洛”和钱的上方铸一“洛”,朝廷和民间都统称“上洛钱”。源于货币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新旧唐书虽有提及,但未有详细记载。

    2、商州洛源钱监的“建中通宝”
    在唐代的“建中通宝”钱,市面上流通的较少。所以比较经贵。这种钱币是古钱币市场公认的商州上洛“洛源钱监”铸造。
    在古币市场可以查到:“建中通宝隶书小平大样 1200元 ,唐德宗建中元年复商州废炉所铸。钱文四字隶书,径2.1--2.3厘米,铜色暗红,钱体薄小,由于铸期短,传世,出土甚少。建中通宝隶书小平小样 800元”。
    3、《唐书•食货志》载:
    “大历四年,户部尚书第五琦奏请于绛州(今山西新绛)汾阳、铜源两监增炉铸钱,代宗许之。”又载:“建中元年,户部侍郎韩涸上言,商州(今陕西商洛市商州区)有红崖出铜很多,请于洛源置炉铸钱,德宗从之。”
    《大唐珍泉——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载:“虽然这两处文献均未提及铸的是什么钱,但有人认为,它们分别就是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年号钱。所以,把‘建中通宝’定为商州‘洛源钱监’制造。”
    但是,也有新说“建中通宝”产地不是商州“洛源钱监”是新疆。如《大唐珍泉--大历元宝与建中通宝 》又载:“笔者又特意请教了《东方收藏网》版主、陕西洛南县钱币收藏家刘珅老师。十几年前,刘老师带人在洛源附近方圆几十里考察了一个星期。洛南曾经出土过大量的宋钱背陕钱,但没有发现《唐书•食货志》记载洛源铸造建中通宝的迹象。在他们的考察中,以前已经出土过不少古钱币,但时过境迁,已不知是什么钱币了。”
    其未找到的原因:是把唐代“洛源”地点和“洛源监”的地理位置,套在了新地理,学名命名的地方“洛源”张冠李戴而苦苦寻找了。
    那么,唐书载建中年间是唐正史载商州恢复久废的铸钱炉,开“十炉”铸钱,有旧说法和新说法两种:
    旧说法说唐建中年间的“建中通宝”是商州“洛源监”铸造。
    新说不是。是“认为大历元宝、建中通宝是唐朝大历、建中年间(766—783)安西都护府在新疆库车地区铸造的,流通使用亦仅限于当时安西都护府实际控制范围。这和当时吐蕃利用安史之乱趁机攻占河陇地区、切断西域和唐中央联系的历史背景有关。”
    但有一点是共识。即:
    1、唐朝德宗(公元785年)唐正史记载商州洛源钱监铸的炉数是朝廷最高设置。
    2、是恢复性质的开炉制造,在德宗前任就在铸造。而且,就是开元通宝的一部分。
    3、德宗年代过去说“建中通宝”是商州洛源监铸造,如今新说不是,哪麽是铸造的“开元通宝”。或者,都有之?


四、商州在唐朝的铸币量

    《中国经济史研究》钟兴龙先生的《唐代铸币量考》一文,在全面讨论唐代铸币量的变化,推测了玄宗、代宗、德宗和宪宗时期的铸币情况中。反映了唐代不同时期铸币量的记载。然而,通过进一步分析,却发现陕西商州在中后唐的铸币中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旧唐书》载:“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 
    说明,在德宗以前,商州就有长安置商州洛源监的设置和官员长期建制和俸禄位置。
    为什麽在唐德宗以前洛源钱监和商州红崖冶造币开了许久(没有准确的记录)后又停止,说明两个可能:一是质量问题,二是数量问题。
   “从当时铜矿资源有限,官铸铜钱效率不高,甚至赔本,铸币总量不多”(《唐代货币制度和货币流通浅论》)
   “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旧唐书》)”说明应该是在上任皇帝代宗手里的事,或玄宗手里的事。
    另外,《旧唐书》载:名臣“伟伦”是一位精通造币并有研究的官员。他任“襄州”刺吏(辖商州)的通漕运输铜料翻越秦岭不如造币后带入京城。
    还有一说是丹霸工程的崔缇。为解决工程所需而通过漕运而在商州开始大量造币。
    因为商州造币成本是最低的。“贯计钱九百”,低于其他造币成本一半有多。因为“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每铸一贯钱成本低110元,是总成本的一半还不到。说明,如果不是铜的质量问题是不会轻易停的。加上商州距地长安京城是秦岭之隔两、三百里,相对其他钱监铸币的距离较近的多。容易监控调动。
    另外,重新起炉造币工期也较长。从“原来已设过钱监的蔚州,此时复置五炉费时4个月,可以想见新建钱监所需时间也不会很短。”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是:商州地域“过路”功能的改变,即从秦、汉的京畿、京兆辖地,作为军事为第一要务的古道功能,在唐朝被列转为长安经济为主的序列。其治地划归先湖北“襄州”管辖。并设置“漕运”国家层面的专吏官员,从崔缇到派当地官员李华西修建了“漕运”上游翻越秦岭至古道700里路段,其目的,就是通畅水运功能,并在旱季水量不足的情况下,加大转运能力和船运码头的吞吐能力。完成粮食北调通过丹江流域的巨大工程任务。并为了完成这一经济战略目的,将“上津”地区直接划归为商州管辖,以备“漕运”受阻旱路补充。这样,就给铸造需要的铜源除了当地数县供铜外,还开辟了多种通道。铜矿开采和收集铜料运输的畅通,保证了铸造工序不间断的工作。
    为此,陕西商州洛源监造币应历史应在唐中后期数十年;或断断续续近百年间。所以,唐代商州的繁荣,与庞大的造币、漕运国家战略是有直接关系的。
    据《旧唐书》载:从唐代造币的钱监置炉看,其一地的最大极限就是“十炉”。而商州洛源监就是“十炉”铸币的。从造币的数量看:商州洛源监十炉每年造币量为:7.2万贯;而唐朝德宗年代每年总造币为12万贯;商州的造币量应为唐朝德宗年代当时全国造币量的60%;
    据“唐代平均年铸币量约为17.5万贯”,商州的造币能力和造币量为7.2万贯/年,是唐代铸币量平均线的41% 。

    1、 唐正史和上洛钱所记载的商州洛源监铸币70年史

    从《旧唐书》“建中元年九月,户部侍郎韩洄上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监,请皆停罢。”记载开始把过去停铸币的炉从新开启的公元780年。至会昌武宗李炎毁佛铸币事件出现的公元845年,以各州铸币炉署名的商州上洛洛源钱监的“上洛钱”出现。共计70年。


    2、唐宋史有记载的商州造币260年历史

    《中国历代货币》“ 两宋的钱币”载:(两宋的钱币)“小铜钱三枚可改铸大钱一枚,私铸蜂起,钱制混乱,物价飞涨,铁钱值更低,民间竞藏铜钱,不用铁钱。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秋,罢铸铁钱,改大钱一当小钱三,令商州罢铸青黄铜钱,改大钱皆一当二。至和年间(公元1054-1056年)铸“至和元宝”、“至和通宝”,均真篆书对钱,径2.4厘米,重3.4克。又铸“至和重宝”折二折三钱,真书,径3.3厘米,重9.4克,背穿铸“虢”字,为宋钱纪地最早者。嘉佑年间(公元1056-1063年)铸“嘉佑元宝”、“嘉佑通宝”,均真篆书对钱,重3.6克。英宗治平年间(公元1064-1067年)铸“治平元宝”、“治平通宝”两钱。元宝有真、篆、古篆三书体,有铁钱。”
    说明:商州铸币在唐至宋一直没有中断。而且,作为中央政权秘密的货币制造重地之一。
    另有“据《新定续志》载... 铁钱监共九监:虢州在城、朱阳两监、商州阜民、洛南两监、通远军威远镇监、岷州滔山..”说明,此时商州以铜铸造的洛源监已开始被铁铸钱代替。而且名号随地点改变为“商州阜民监”和该商州辖地地域新增的“洛南监”了。


五、铸币地文物中的金币和唐、宋钱币

    1、《商州考古》载:1985年4月,商洛地区财贸干部学校在窑头村基建施工中发现“小唐墓”......较有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物是鎏金“开元通宝”。此品为唐宫廷观赏货币,制作精细考究,一般不进入市场流通,全国很少出土。”
    那么,在不是宫廷的山谷铸币地出现开元通宝金币说明,该地不但铸币,还极有可能就是官方铸造开元“金币”地。
    2、《商州文物》(商州城区唐代墓葬群清理简报)载:  
   “1992年12月29日,商州市工商银行家属楼基建工地......钱币7枚。均为“开元通宝”其中两枚锈残,余钱经2.4-2.5、穿径0.6、厚0.16;2枚光背,3枚背上各有上月,下月和右月纹。
    3、《商州文物》载“1993年8月5日,位于商州区的商洛行署基建工地发现古墓葬。其中在一座隋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枚东罗马时期(568-578年)的金币尤为珍贵。” 说明该地是漕运和长安对外商贾流通的重要通道。
   “9月,接群众举报,建于莲湖北侧商州文庙遗址的商州监狱在旧房改造中,出土大量古钱币,被多名群众哄抢。当博物馆工作人员董雍斌、周虹赶到施工现场时,发现出土的古币钱散落于周围数百平方米的施工区内,并被现场的众多干部群众哄抢拾。在宣传部、制止无果的情况,文物工作人员及时请求监狱执勤武警中队领导进行制止。后在武警战士的通力协助下,对现场出土的钱币进行了收集和收缴,现场共收缴古钱币100公斤。通过文物工作人员对2座已挖毁窖藏进行清理和现场分析,初步确认:两座钱币窖应为历史上商州商州文庙的钱币窖藏。后经集中清理、清洗、分类,这次出土的古钱币总数有万枚之多,是商州历史上出土最多的一次,其中包括了唐、宋时期十个品种。这些古钱币为研究商州文庙的具体创建年代、以及唐、宋时期商州的经济社会提供了实物资料。”


六、铸币地铸炉遗迹的思考

    过去的商州,就是现在的商洛市。一直人们认为是全国比较闭塞、远离皇城之地,山区、老区和贫困原始生态未开发地区。说商於古道是古商贾之道也无太多的依据谈起。自《唐代漕运终极码头》所发现商於古道的“两大转折”之谜。即:
    1、汉前的商於古道是以军事为第一要务。先军路线。从春秋战国争霸后的秦帝国始,虽城池治所地在秦岭南,却为“关中”“京畿”“京兆”。就是为打仗护朝廷南大门的堡垒;
    2、而汉和汉后的随唐,商於古道的功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治所归属产米地湖北“襄州”辖。(之后的邓、梁)其功能主要是第二大运河功能的官办“漕运”、官办盐运、官办茶运南北换马等和大唐的“铸币”地。也因此而有了“丝路”和“诗路”。促使了此地商贾的繁荣。
    这就是商於古道发展的根本。
    所以,虽然唐、宋该地都有铸币的记载,而且是朝廷铸炉上线“十炉”铸地,但由于在长安皇城的搬迁,该地水运的消失;使过去因军事、漕运、铸币、盐运、茶运、以及南北交易骡马盐茶置换地(龙驹寨)、贡品和水路长江进入长安最近便道路的消失等种种原因,原生态现象使铸币历史被疏忽和从未被重视。当然也就没有人去计算和研究该地的铸币量和铸币所占的百分比了。因此,虽然知道地域是《唐朝山南漕运终极码头》之一的“洛源”地,有“洛源钱监”,有铜料交接,以及史载唐宰相、金融家杨炎亲自在此地提拔的“洛源监”“李全方”监造铸币和货币流通,可见重视程度。那么目前,在《战国时魏国边城的上洛县治》文载:该地域有关铸炉遗存的地方就是“古上洛”城东南角的一处“铸地”。大量的红焦土遗存和铸造兵器的记载,目前铁铺子比比皆是,但象“古上洛”大片红焦土铸炼遗迹却不多见。因暂未有其它新的铸炼痕迹证据,洛源虽是铸炉地,但是不是铸币炉遗存还有待考证和该地域其他地方挖掘。
    3、结论:

    (1)商洛古代铸币业是商於古道发展繁荣转折和区域地位的重大支点。
    (2)商州洛源钱监位于商州东20公里的唐洛源驿站区域(佛诞寒川公园内)铸币和监督货币流通量之大,说明官办漕运、茶运、盐运、朝廷贡赋南北商贾在码头地域交易量的体现。
    (3)商州洛源钱监所铸币量,在唐中曾占到全唐的60%;是唐代铸币量平均线的41% 。
    (4) 唐正史和上洛钱所记载的商州洛源监铸币70年(不计复开前的铸币年限,因未考证,但至少是十年以上。)。
    (5)唐宋史有记载的商州造币260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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