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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於古道历史文化简论

发布时间:2015-07-09 09:08:38 点击率:
    陕西省人民政府今年出台的《关于实施项目带动战略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意见》,围绕我省各地文化资源优势,提出了打造不同地域不同形式的文化旅游产业区的要求。我市通过广泛征求意见,集思广益,精心策划,推出了创建“商於古道文化旅游景区”项目的设想,目前该项目已经省政府批准,列入全省“十大文化旅游景区”之一。该项目计划于2017年底完成,初步设计总投资约100多亿元。目前已进入项目的规划方案编制阶段。

为了给项目的规划方案提供详实可靠的学术史料支持,我们有必要对商於古道的历史文化,及其内涵和现实认识价值,作进一步地梳理和研究。

一、商於古道:秦楚相争的战略要道和大唐帝国的“第二条国道”

(一)商於古道的开辟及其在军事利用价值上的春秋战国记忆

所谓“商於古道”,就是指自西向东横亘于商丹盆地之上,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的古老历史通道,它的大体走向与现今的312国道基本吻合。

这条古道西起十三朝古都长安,中经蓝田、商州、丹凤和商南,东至今河南省的丹水、淅川之间的於村铺(或七於铺),故而得名。春秋战国时,多称为“武关道”、“商於道”。唐代,又多称为“商州道”、“商山路”。

唐代诗人祖咏有诗云:“灞水行人渡,商山驿路深。”与他大约同时的诗人卢纶在《送菊潭王明府》一诗中也写到:“晚凉经灞水,清昼入商山。”他们二人分明刚渡过灞河,行经在蓝田县境内,怎么却说是已入商山路了呢?柳宗元在《(蓝田)馆驿使壁记》中道出了其中原委:“自灞而南至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就是说,从灞河至蓝田其间要经过6个驿站,但行者们一概都忽略不记,一言以蔽之,统统将它们称作商州馆驿。对所过关津也一概称为武关,足见“商於道”在唐代的影响之大。

唐王朝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对全国实施有效的封建统治,大力发展水陆交通,用道路、津渡、航道、驿传、邮亭,将全国的各郡府州县紧紧地连接起来,从而形成了以首都长安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路网。《通典》卷七记述盛唐期间全国驿传情况时说,“东至宋汴(开封),西到岐州(今宝鸡凤翔县),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阳地区),北至太原、范阳(治所在今河北蓟县),西至蜀川(今四川省),凉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可见其时驿路交通的空前盛况。商於道就是其中所说的“南诣荆襄”驿路中的-段,是当时连接中国西北与东南之间的一条交通主干道。

武关道的开辟,最远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年代。这条道路可以说是在秦、楚两国既相互讨伐又不断友好结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开辟出来的。远在商代末年,楚族的首领鬻熊率领族人参加周武王所发动的灭商战役之后,受封为楚子。随后他们便沿着今西安市东南的荆溪河谷,来到商县一带的荆山、楚水之间立国,并将立国之地定名为“丹阳”(地处丹江之北,水北谓之“阳”)。鬻熊曾经为文王之师,所以陕西岐山县周原遗址出土的商、周甲骨文之中,有“楚子来告”的记载。周成王时,周公旦受人诽谤,也曾奔楚避难。众多史志文献中,也有商县周围的山为“楚山”,水曰“楚水”,地名中也有“大荆”、“荆水”、“子(紫)荆”等记载(春秋战国时,“荆”、“楚”二字通用)。东西周时,周王室混乱腐败,再无力控制诸候,楚国遂得以兴起和发展。为了躲避周王朝以及齐、晋等诸侯大国的征伐,又沿着丹水向东南迁至河南淅川的马蹬镇一带,该地名仍称“丹阳”。到熊丽的儿子熊绎时又将都城迁到淅川的李官桥一带,仍名“丹阳。”后来由于周昭王、周穆王的不断征伐,又迫使楚国渡过汉江,不断地南迁,最后才落脚至江陵的纪南城,这就是著名的郢都,屈原就曾写过著名的《哀郢》。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楚国立国800余年,在江汉平原的时间仅为400年,那么它定都郢都之前的首都丹阳到底在哪里呢?这一点一直是楚文化研究中长期没有解决的一个重要疑点。湖北著名楚文化研究专家石泉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实地考察的基础上曾专门撰文,提出了“楚国最早的都城应在丹江上游的河谷地带,即今陕西商县的某一处地方”的观点,其理由是:(1)楚子奔赴丰、镐汇报,周公旦来楚避难,楚人所居之地应该是离周王室的都城距离都不会太远。商县地理位置正好合适。(2)楚族开国之初开辟山林,筚路蓝缕,以处草莽,商县当时地理条件、自然情况也符合这种情况。诸侯讨伐楚时其中有一个加罪理由,就是“苞茅不供,王室无以滤酒”。所谓“苞茅”就是龙须草。另外,楚国当时上贡朝廷的大宗物资还有桃弓木箭,这些东西都是商县历史上出产的大宗地方特产。(3)楚山楚水荆河荆山的地名和称谓绝不会无缘无故在历史上出现的。(4)张仪逛楚时,曾说愿将商于600里还给楚国,楚怀王当时曾欢喜若狂,对当廷的臣子们说,“吾复得吾商於之地矣!”可见历史上商於之地曾是楚人的领地。(5)考古发掘证明,三贤的紫荆遗址、东龙山夏商周遗址和丹凤的商邑遗址,都发现有楚人早期在商活动的遗迹、墓葬及其使用过的物品。被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教授高度评价为“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的《清华简》,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的地点。清华简《楚居》中明确记载楚先人“游徜徉,先处于京宗。”河南社科院历史学家郑洁祥先生在《夏史初探》一书中言:“京通荆,故《楚居》中所称‘京宗’,似即对应传世文献所称的‘荆山’。当在今陕西省蓝田县霸源至商洛市大荆镇间的大荆河源头白石岩地区。”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曾撰文认为,“丹江流域是楚人早期创业建国的基地。”他还说:“清华简《楚居》的内容反映了楚人在丹江流域的早期开发,两个强势政治实体秦和楚,经过丹江通道进行了婚姻交结、外交往来和战争征伐,商鞅、张仪、楚怀王、王翦、周亚夫都在这里有过精彩的历史表演,秦皇汉武都经过这条道路,唐代这里又成为诗歌创作非常密集的文学走廊,此后徐霞客的文化旅游,李自成的军中抗争,也都是商洛历史文化的亮点。”(注)以上这些证据,都说明商於古道是楚人族群由关中平原向东南江汉平原迁徙的一条重要路线,也是秦楚相争的一条战略要道,而商州大荆则是楚人最早定都之“京宗”。

楚怀王末年,秦用商鞅变法国力致强,连横兼并策略节节胜利,而以楚为首的合纵抗秦的策略却招招失败。其时,秦国准备攻打齐国,又担心齐的同盟国楚出兵援助,于是就派说客张仪出使楚国。张仪许楚以“商於600里”。楚、齐断交后,张仪却翻脸不认帐,竞无耻地说自己当初许诺的只有六里。惹得楚怀王大动肝火,两次发兵攻打秦国,但是都在蓝田、丹阳两次战役中被秦国连连击败,斩首八万余人,俘虏楚国重要将领70余人,真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啊!并且失掉了御秦的战略要地汉中和商於十五邑的土地。这段历史事故便是后来历代诗家常常用于入诗的商於“六里青山”的出典所在,成为楚怀王的一段历史笑话。北宋诗人王禹偁在《夏云》一诗里就写道“六里青山长满眼,不劳片云学奇峰。”秦昭王十二年(公元前297年),秦国又致书楚怀王,诈称欲与楚国修好,约怀王至武关结盟。屈原等人劝怀王不要去,说:“秦乃是虎狼之国,不可信。”但怀王不听,还是去了,而秦昭王却诈令一将伏兵武关,号为秦王。楚王至,则闭武关,后来竟将怀王劫持至咸阳,勒地以赎,怀王不答应,最后被困死在咸阳。从此楚国势日削。从这一系列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武关道在历史上尤其是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意义。有的史书上就说它可以“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其影响所及几乎是半个中国的广袤疆土。

武关道只所以会成为自古以来用兵往来之径,也是其特定的自然地理和社会条件下形成的。旧志说:“古称秦关百二,势如建瓴。商近长安,实为天险要地。”意思是说,秦地险固,居高临下,有四塞屏障,悬隔千里,砺带河山之险,二万人足当诸侯百万人。而且商州又临近长安,可视为长安的重门外郛,巴湘之舟楫,边镇的轮蹄,靡不溯回上流,接引鸟道,络绎如织,竭蹶无停。加之,商州境内的山峰又似刀削一般拔地圪立,十分峻峭险恶。一石一壑都好像随时都会从空中崩裂下来的样子,行人通过都不由得要胆颤心惊。山岭中高峻的,有资峪岭(楚时叫菟和山),关津中险恶的,有鬼门关(在今商州南80里)。田野山林里到处有麇鹿和麂子,更有磨牙吮血的虎豹豺狼,伺机伤人。即就是越关斩将的强盗,也会苦于军需粮秣运输、接济的困难。同铜铁铸成的山脉一样刚毅强悍的枭雄,也只能在这里吃一顿饭,搭一次肩,作一阵暂时休息,而不必考虑在这儿做长久的停留。假如你军需充足,兵力强盛,对当地百姓又能广施仁德,再凭借险阻天成的地理优势,商於之地确实能够称得上是“关中四塞”中间最为险要的战略要地,也永远可以成为丹江上游的一块“进可改,退可守”的军事形胜之地。陈潜室在《武关遗事》一文中也说,“自古入关有三道,一自东方越崤函入,为正道。项羽、汉光帝、安禄山;一自东南入武关,为间道。汉高祖、桓温(公元346年,率兵自武关入,攻前秦入关中),檀道济(东晋末从刘裕攻后秦为前锋)、刘裕(即宋武帝)。一自西南抵陈仓,为险道。汉高祖王汉中,定关中。孔明由此出师。”商州虽为“间道”(即“插斜路”),但较之崤函正道却极其便捷,正面阻力较小,自然形势也有利于伏兵。刘邦消灭秦国建立大汉王朝,即是走的武关道。对这条道路的正确选择,也奠定了他比项羽早入关中占领秦国首都咸阳的军事基础。上述关于商州军事战略地位的论述,尽管皆是清代人士的观点,但在处于冷兵器时代的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就战争的策略战术和军情方面相对来说,都不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交战的有利地形在战略的定势策划选择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上例证充分说明了商於道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可以帮助大家加深了解商於道在大唐历史上的战略地位和意义。

(二)商於古道在唐代政治、经济、交通方面的沟通作用

初唐、盛唐时期海晏河平,承平日久,很少用兵,商于道的军事价值逐致降低,而政治、经济、交通、文化方面的沟通功用都显得愈来愈重要。贞观、开元年间,大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物品,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水漕转外,官民商旅往返于东川、岭南、黔中、交广各地,多要利用商於道的捷近便利条件。其时,商州的“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大凡各地的举子、文士、官员、使节,或者是客商大贾,细民小贩,旅途行人,上京赶考,职务调迁,视察州县,奉旨拜谒,经商旅行,“幢幢往来皆出是郡”(以上据宋王禹偁《商于驿记后序》,下同)。正因为商於道的交通功能极为重要,所以当时朝廷选用商州地方官员的用人标准也很严格,进入的门槛也很高。王禹偁在上述序文就说到:“有唐都长安三百年,商州为近辅,地望雄剧,亚于同华(辖州相当于今渭南市,治所在同州,今大荔县)。其择用郡守,皆尚书名郎暨诸寺少列,入拜中丞谏议者,往往有之”。就是说,入选商州郡守的人选不是尚书省有名气的郎中,就是大理、鸿胪等寺年轻有为的侍郎,或者是将来有望官拜中书令和谏议大夫等官职的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当时能被选任商州太守或者刺史的,至少都是朝廷各重要衙门的第三梯队人选和中央的后备干部,足见唐朝对备选商州地方官员的重视。

李商隐有诗云:“六百商於道,崎岖古共闻”。李涉也有诗说:“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从这些诗句描写中,我们可以想象,经过多年战乱,年久失修的唐初商於道的路况是十分艰行的。而且行旅又多,驿站的马匹又常常不能满足需要,致使大书法家颜真卿贬官峡州时(今湖北宜昌),因为“驿上无马”,而淹留多日,以至于耽误了到任的时限,反而招致了皇帝的一番斥责。另外,当时商於道的大部分路段又都是沿着丹江北侧行走,山路不广,溪水满淌,而且多在林间行走,能见度低,所以李商隐形容它是“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可见当时的道路亟待修治的迫切性。为了改善路况,以利交通,中唐、晚唐期间,朝廷曾对商於道进行过多次修治。唐德宗贞元七年八月,商州刺史李西华奉命征发工役十余万,在加宽由蓝田至河南内乡700余里旧道的同时,于路途阻水处,又别开“碥路”,并于沿途“修桥道,起官舍”,使商於道一时“人不留滞,行者称便。”宪宗元和年间和宣宗大中年间,也曾进行过较大整治。元和八年商州树立的《唐新修桥驿记》碑,即刻有当时修路、建桥、置驿的史实。特别武宗会昌年间,商於道经过再次大修后,临近城区的商於驿馆舍也新修落成,地方官员特邀户部侍郎、翰林承旨韦琮专门为之撰写了《唐商于新路记》一文,以纪其盛。商州衙署又特别制作碑石一通立于驿前,同时恭请大书法家、太子宾客柳公权挥毫缮书碑文,碑额则由秘书郎李商隐恭篆。参与其事者,皆当朝名士俊彦,可见斯役工程不小,影响非同一般。

商州路的整治还与其沿线的物产丰富有很大关系。《旧唐书·德宗纪》载,建中元年(公元781年),判度支韩洄奏言:“江淮钱监,岁共铸钱四万五千贯,输于京师,度工用转送之费,每贯计钱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红崖冶出铜益多,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据考证,红崖冶、洛源监皆在今洛南县境内)。请增工凿山以取铜,兴洛源钱监,置十炉铸之,岁计出钱七万二千贯,度工用转送之费,贯计钱九百,则利浮本也。”不仅运输距离短,费用又低廉,每年造出的钱币又多于江淮七监,德宗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便命令按照韩洄的建言办理。据《唐会要》卷89称,商州置炉铸钱后,江淮七监皆停,说明商州红崖冶所铸钱币投放市场后能满足全国货币流通。除产铜铸钱以资国用外,商於沿线可能还有很多出产。可惜《元和郡县志》单单遗失了“商州”一卷,增加了我们今天考察当时商州出产情况的困难。据《寰宇记》卷141载,商州产药材、鹿茸、朱砂、麻布、熊白、枳壳、楮皮、厚朴、杜仲、黄柏、丹参诸物。尽管《寰宇记》是宋人所著,但仍可作为我们今天考察唐时商州物产的重要参考。《寰宇记》还记载说,“商州上津,色白而味甘,治冷疾”(因结核杆菌感染所引起的寒性囊肿病,即骨关节、淋巴结核病)。上津,今属湖北郧西县,在山阳漫川南15里处。明成化十三年(公元1477年)以前一直属商州管辖。“上津”以产上等矿泉水而得名,为使宫廷常常采用这种饮用水,唐王朝还在建中四年(公元784年)正月下令在商州至上津间修建官舍,以利运史往来交通。

其时商於道沿途的自然风景也非常宜人。大唐诸多过往诗人对它都有过美妙的盛赞,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名篇当属山水田园诗派的领军人物王维的《送李太守赴上洛》。玄宗天宝年间,王维的好友李灵赴上洛出任刺史,他赠诗一首相送。其中开首一句“商山包楚邓,积翠霭沉沉”和将落笔时的“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一句(丹泉,指丹江。此以代指商洛。虢略,今河南三门峡一带的古称。白羽,古地名,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荆岑,即荆山,在今湖北漳县以南),真是气势宏浑,将商於600里的地理形势,多娇山河,以廖廖数语概括书尽。诗中细微的景色描写也有出色的艺术表现,为“古驿飞泉洒,关山落照深。野花开古戎,行客响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昼欲阴。”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商於道上的板屋、古戎、关山、溪流、行客、山林等等,在他生花的笔墨之下构成一幅幅映象出众风姿绰约的生动图案。商州自然风景的迤逦宜人,曾使唐代一个名叫冯定的官员十分感动和羡慕,他本此撰写了一篇游记,文章名字叫《商山记》,曾受到当时朝野许多人的一直赞赏,后来竟然不胫而走,连远在边陲的西藩人也将此文书写在藩府待客的大堂屏风上,让远道的尊贵宾客欣赏和颂读。

商於道的起点为长安的都亭驿,具体的道路走向和沿线的驿站设置是:北出通化门,经长乐驿,东南行二十五里至“横灞官渡”。过灞河后溯水而上,经蓝田县进入商山路。蓝田县境内有6个驿站,分别指五松驿、蓝田驿、韩公堆、蓝桥驿和蓝田关。蓝田关是唐京兆尹的“六上关”之一,即秦汉时的峣关,其具体的地址大概在今商州境内的牧护关以西。当年韩愈上书《谏佛骨表》而获罪遭贬潮州时,曾在此地对赶来送行的侄孙韩湘大大地伤感了一番,写下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诗句。

蓝关而下便进入商州。商州境内设有驿站12个,分别是北川驿(在商州北70里),安山驿(北50里),仙娥驿(北15里),商於驿(西5里),洛源驿(东50里),棣花驿(东80里),四皓驿(东110里),桃花驿(东140里),武关驿(东180里),青云馆(东250里),层峰驿(东320里),富水驿(东360里)。由富水而东,即进入河南省境,首站为菊潭(今内乡县),再依次为临湍、邓州。邓州交通四达,北达洛阳,南诣荆襄,有“天下扃闼,两都南蔽”之誉。

白居易在《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中,曾对中唐时商於道的交通繁忙景象进行过具体的描述,他写到:“高高此山顶,四望唯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唐末诗人王贞白干脆在《商山》一诗中总结性地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至此,商於道又有了“名利路”的别名。

商於古道历史上又有陆路、水路之分。水路的历史贡献地位也不容忽略。

丹江于龙驹寨之上,流程较短,汇水不丰,且岸阔水浅,沿途多有沙滩水渚(水中的小块陆地),导致舟楫难通。而龙驹寨以下,则两岸石山,河身逼窄,束水归夹槽,溪流湍急,大利于行舟。《太平广记》“续定命录”中就记载说,唐德宗时阁臣杨炎被贬南行,曾在洛塬驿碰见押运贡赋入秦的湖南道州司户参军李全广,说明中唐时丹江航运还是畅通无阻的。可惜史籍上记载唐代丹江航运的史料不多,有的也很分散,增加了我们加深研究它的困难。

盛唐时,长安已是一个国际性商业大都会,人口己愈百余万。京畿道人口已增至315万人,所以长安、关中对粮食的需求日益剧增。玄宗时,将府兵制改为募兵制,以往由各地方负担的军粮统统改为中央供给,使长安的粮食需求量更加增大。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一年从江南漕运来长安的粮食,已由高宗时的20万石,激增至400万石。贞观、开元初,江淮贡赋主要是通过大运河、黄河、汴水和渭河漕运至长安。但江淮船工多不懂黄河水性,翻船事故经常发生。尤其是夏秋农忙时,三门峡一带连拉纤的船工都难以雇到。为了加快运输,朝廷只得在洛阳至长安间的水陆运输线上专设递场八处,分段仓储,节级转运,但耗损极大,导致粮食成本提高,使官府深感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人提出变商山陆运为水旱漕运的办法,即“漕汉水,转商山”的办法,以荆襄“楚米”来解决长安粮荒之困,这当然是个适时的合理化建议。连当时的理财专家刘晏也赞赏这个办法好,他说:“潭桂衡阳,必多积谷。……沦波挂席,西指长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六军之众,待此而强。”(《唐会要·转运盐铁序》。于是,荆襄、湖南、广西一带的粟米贡赋自此便通过长江、汉水或丹江漕运陆转至关中,因此《新唐书·冯行袭传》称商山道为“贡道”。

上津路的开辟和使用即启于其时,这是商於道交通史上极其重要而辉煌的一章。上津路开辟于唐高宗至德初年。此间安史叛军仍然据守于洛阳,汴水运输中断,江淮物资只能全部改道江汉再转输到肃宗指挥作战的大本营扶风、凤翔。这条战时运输路线的具体走向是:先将江淮物资集中于襄阳,再溯汉水而上。但由于湖北郧乡南三里处的汉江中有涝、净两个险滩,涝滩冬季水浅,净滩夏季水急,均不利于行舟,因此漕运物资运至郧乡后,便只能起旱北行,临时运至商州的上津县。然后再向西南陆行至洵阳,再入汉江舟运至洋州。其后,郭子仪恢复长安之后,江淮、荆襄租贡物资便改由上津直北290里运至商州再经商於道,转输至长安。上津一时成为大唐王朝水陆漕转的一大物资转运和仓储的集散地。为了加强管理,加紧转运,乾元年间朝廷任命商州刺史李叔明为上津转运使。代宗广德初,又任命洛南知县郑某为上津县令,并兼任商州录事参军,专门负责漕运。

代宗大历年间,关东政局转趋稳定,襄阳集存的贡赋物资又回至武关一线。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李希烈割据邓州,使武关道再次梗绝,德宗只好着陕虢观察使姚明扬再治上津道,置馆通运南方贡货。嗣后,朱泚在长安作乱,德宗逃奔奉天(今乾县),接着又逃至兴元(今汉中)。此时天气已经转暖,但六军未有春服更换,连皇帝都身穿皮裘,逃亡政府的物资粮秣供应己到了困难至极的地步。于是,便派人临时修治金(今安康)、商(商州)之间的便道。权通运输。首次进奉贡赋物资为50万,方解除了逃亡政府的当务之急,当时德宗皇帝真是感激涕零。随后,南方诸道贡赋相继运到,国用始振。为此,唐王朝于贞元二年十二月正式诏令“从上都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将商於道的战略位置一下子提升至大唐陆上交通轴心线的汴洛路之下,成为万众瞩目也名副其实的大唐帝国的第二条国道!这一颁奖诏书的公布充分证明,在大唐王朝的国脉处于危急摇坠的关键时刻,是商州道首先适时承负了这一力挽狂澜的历史责任,使大唐王朝的国脉能够得以赓续,确实是功莫大焉。可惜史学界过去对之关注无多,研究较少,我们今天应该加大研究力度,努力补上这一课。

二、商於古道是大唐时代的一条“诗歌之路”

商州道在唐代以前,一直是兵家必争之道。初唐、盛唐时期,经济繁荣,国家统一,很少用兵,商於道的经济、文化沟通作用突显重要。往返于长安、东川、岭南、交广的文人雅士、商旅驮骡,多利用商於道的便捷条件,竭蹶无停,络绎如织。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代,往来奔波于商於道上的诗人墨客,约有二百余人。他们有的还往复多次,如白居易“七年三往复”,元稹“七度武关”,张九龄“四过商州”。浪漫主义诗人李白脱离了翰林生活之后,曾在商州盘桓过七八个月;“苦吟诗人”贾岛辞去蓝田县令落拓为僧时,曾以“无本上人”的法名,挂单镇安云盖寺。盛唐隐逸派诗人王维,虽半隐辋川,对商州山水仍无限神往,曾以题赠友人赴上洛赴任等形式,写过几首赞颂商州山水的诗歌。这一大批诗人于此间边行边吟,一路踏歌为伴,为后世留下了近一千首古典诗歌,而且名篇佳句不少,像韩愈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等,都是千古绝唱。李涉的《再宿武关》一诗,毛泽东曾题录原文书赠亲友,他老人家传世的唐诗书法作品,目前公之于世的不多,足见他对李涉诗的推崇。唐代诗人在商於道上所写诗歌题材新颖,形式多样,一扫齐梁宫体诗绮靡颓废遗风,呈现出盛唐诗歌豪迈雄浑、丰富多彩的显著特点,为以后诗歌的发展和提高开拓了道路。因此,我们可以说,商州山水激越了唐代诗人的才智和灵气,商於古道给过唐诗以营养和精魂,商山道是盛唐时期诗人们一条互相交流、切磋提高,以至于将唐代诗歌推向黄金时代的“诗歌之路”。

令人遗憾的是,历来的文学家与史学家对这条满淌唐诗的“诗歌之路”研究甚少,关注无多。人们比较多地注意到始于汉盛于唐的“丝绸之路”,而忽略了与“丝绸之路”并肩存在、相得益彰的“诗歌之路”。“丝绸之路”厥功甚伟,理应重视。“诗歌之路”也很辉煌,不该忘记。

商於古道是唐代南北诗风交流融合的一条重要纽带

魏晋六朝时期,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学术上“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文学上“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自隋唐统一,南北双方开始注意借鉴吸收。唐初就有人明确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的要求,但宣言终归宣言,这种交流和融合,毕竟是漫长的艰苦的,必须深入社会生活,接近劳动人民,吸收民间文化的丰厚营养,发扬前代和先辈优良的传统精华,加强自身素质素养的学习和提高,方可有成。若是关在小房子里,一味苦思冥想,将是无济于事的。

贞元年间,有一位福建籍诗人欧阳詹,赴京参加科举考试,回程行经蓝关所在的秦岭,触景生情,写下《题秦岭》一诗,诗曰:“南下斯须隔帝乡,北行一步掩南方。悠悠烟景两边意,蜀客秦人各断肠。”其中,“北行一步掩南方”一句,真是绝妙成典,将秦岭这个中国地理南北的分界线写得神灵活现。这种实地感受绝不是关在小房子里能空吟出来的。还有李商隐的《商於新开路》一诗中的“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一句,历来评家都认为是李诗中的佳联。这首诗是写贞观七年(公元634年)上洛刺史李西华开商於新路六百里的,当时商於道是沿着丹江河谷北侧开辟出来的新路,多走悬岩,在茂密的森林中穿行,能见度较低。李商隐的描绘尽其妙,如其分。南北朝梁代著名文学理论批评家钟嵘,在他的名著《诗品》中,曾着重阐述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对文学创作的关系,指出诗的产生是由于客观的感召和刺激在作者心灵上的回应。欧阳詹、李商隐等唐代诗人在商於道上的诗作,正是对钟嵘这一文学理论的有力诠释。

长安诗人杜牧的《商山麻涧》诗,一改他此前《题商山四皓庙一绝》和《题武关》中“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的豪迈气概,逐渐显露出小杜诗歌亦能工于描写自然景物的艺术才能。这首诗里,云光岚烟笼罩下的山庄,柔桑垂柳掩映下的人家,山村春日黄昏时分,禽兽豕奔归林,鸡牛入巷进栏,老者对酒啜饮,村姑簪花打扮的种种景象,和谐完美的融合在一起,给人眼前呈现出一幅丰富新鲜的夕照山庄图。景色气氛淳淡而深厚,简朴而亲切,能给人以历久难忘的印象。最后两句,是写自己常年官差奔波,惆怅迷茫心情的,隐含着一种身世落拓之感。诗里表现“惆怅”也不是没有形象,空发议论,而是用“自念尘土计”,“溪边书细沙”的写意手法,生动而准确,又另辟蹊径,不落前人窠臼。杜牧的《商山麻涧》原诗是这样的:“云光岚彩四面合,柔桑垂柳十余家。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秀眉老父对樽酒,倩袖女儿簪野花。征车自念尘土计,惆怅溪边书细沙。”

杜牧是陕西人,如果可以说他是北人向南人学习借鉴的一个范例的话,那么,湖南益阳诗僧齐已的《过商山》中“迭迭迭岚寒,红尘翠里盘”句,又是南人学北的一个重要例证了。诗中连用三个“迭”字作为起首一句,险奇贴切,意即商洛层层叠叠、连绵不断的山脉,都笼罩着岚烟雾气,红尘人家也都是在苍翠的丛林环绕中的小盆地里安家。所纪所写都是商山道上的实际存在,三个“迭”字,一个“盘”字,又岂是他这个诗僧在南方能见到的情景?完全是商洛这块北地村落的居住环境给了他这样的灵感和笔触。

还有江苏淮安籍诗人赵嘏的《商山道中》一诗,诗云“和如春色净如秋,五月商山是胜游。当昼火云生不得,一溪萦作万重愁。”作者是借写商山盛夏五月份的气候状况来抒发自己的愁绪的。五月盛夏的商山,和暖如春,云净如秋,实在是避暑旅游的好去处。深夜时灼热的云彩燃烧不起来,却使它如愁绪一般化为一溪清凉的河水。这种深切感受在江南是不能体味到的,因为“五月江南胜似火”,此时“商山好个秋”!可见南北的文化交流,还是须从自身的体验开始。

南北诗风的交流方式是多样的。比如:将诗歌“留题驿梁”、“因题店壁”、“驿传见客”、“前后题名(处)”、“往来酬唱”、举行诗宴、临别赠诗等等,这些方式方法都可以从诗人们在商於道上所写的诗题中明显地看得出来。

商於古道是唐代诗歌各种流派形成与发展的一个宝贵摇篮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诗歌,到唐代已发展到全面繁荣的黄金时代,整个诗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前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这局面的形成,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创新的结果,更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决定文学发展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客观历史条件。

唐代采取的均田制和租庸调制,造就了大批自耕农,提高了农民的身份地位和生产积极性,为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科举取士在新兴的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广阔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打算。这批人生活上、仕途上经历过不同程度的挫折和磨炼,对社会情况、百姓生活比魏晋六朝士族特权阶级的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所以,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健旺。特别是唐代国家统一,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交通发达,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学艺术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这些都使诗人们眼界开阔,信心增加,蓬勃向上,积极进取。许多诗人都希望“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国家的强大,鼓舞了他们向往功名事业的雄心;政局的危机,激越了他们拯物济世的热情;山林的幽静,引发了他们追求闲适的消沉;仕途的不幸,触动了他们感怀伤世的愤懑。所以,在诗作中就呈现出不同风格和追求的差异。唐代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山水田园诗派等等在商於道上的创作实践中都有全面的表现。

王维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人物。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0年后),他的好友李灵赴上洛出任刺史,他曾赠诗一首相送,诗题是《送李太史赴上洛》。原诗是:“商山包楚邓,积翠霭沉沉。驿路飞泉洒,关山落照深。野花开古戎,行客响空林。板屋春多雨,山城昼欲阴。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若见西山爽,应知黄绮心。”王维善于描写自然景观的艺术才能,在这首诗中有了出色的表现,或以素描,见长,或以刻画见工,写尽了商於驿路的种种景物。尤其是“商山包楚邓,积翠霭沉沉”和“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两句,更是气势壮丽宏大,着重纪写商於六百里的宏恢环境,完全是“万里江山从头说”的大手笔。可惜,落句又回到佛家隐士空无寂灭的消极境界中去了。总之,他的这首诗既有陶(渊明)诗浑融完整的意境,又有谢(灵运)诗精工刻画的描写。语言清新洗炼,朴素中又有润泽华采,的确深悟陶诗的“清腴”特色,难怪《东坡志林》说他:“味之摩诘之诗,诗中有画。”

山水诗写得清新自然,朗朗上口的,还有赵嘏的《仙娥驿》:“翠泾衣襟山满楼,竹间溪水绕床流。行人亦羡邮亭吏,生向此中今白头。”前联正面写景之美,尾联则由人衬景,不落俗套。韩偓的《山道中》,同他过去诗作的浓艳藻饰诗风截然不同,显然商山的峭壁野渡唤起了他作画的激情。原诗是:“云横峭壁水平铺,渡口人家日欲晡。却忆往年看粉本,始知名画有功夫。”点染名画需有功夫,摹写眼前山景却更比绘画还难,诗人造句匠心独到,令人叹服。

作为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李白是伟大的,也是典型的。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春),李白同封建权臣们决裂后,结束了他三年的翰林供奉生活,离开长安东下,再度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商州刺史裴延庆与之交好,留他在商州盘桓数月。大概是当年八九月到郡,翌年春天离开。重阳节时他陪刺史裴延庆等随带衙役登临商州城南、濒临丹水的龟山,约社题咏,饮酒赏菊。宴席上既有胡人吹笛,又有越女弹琴,乐不可支,遂题《九日龟山登高》诗一首。诗中他借酒吟道:“赤鲤涌琴高,白龟道水夷。灵仙如仿佛,奠酹遥相知……齐歌送清扬,起舞乱参差。宾随落叶散,帽逐秋风吹。”其中,“赤鲤”、“白龟”一联,描述大胆、奇特。用典自然,令人目眩神迷。“宾散”、“帽吹”一联,十分契合他那酷爱自由、无拘无束的性格。酩酊大醉后,他好像要同天仙神灵相往来,一块对饮。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使全诗增加了一种排山倒海而来的气势。暂居商州期间,他的作品还有《泛石娥溪》、《东岩秋夜独坐》、《山人劝酒歌》、《谒老君庙》、《过四皓墓》等,其中也多有名篇佳句,如《过四皓墓》中有这样几句:“垅寒唯有月,松古渐无烟。木魅风号去,山精雨啸旋。”在感情表达上不是掩抑收敛,而是喷薄而出。当平常的语言不足以表达其激情时,就使用大胆夸张,甚或借助非现实的神话和惊人的幻想,本来是极度的夸张,却让人感到是最高的真实。

对“大历十才子”,历来文学史家的评价均不很高,但他们中的韩翃、钱起、司空曙三位在商於道中的作品,尚有一定成就。例如钱起的《秦岭》诗,就写得不错,诗风略似王维。诗作原文如下:“屏翳忽腾气,浮阳惨无晖。千峰挂飞雨,百尺摇翠微。雷电闪云径,奔流翻石矶。侍岩假松盖,临水羡荷衣。不得采苓去,空思乘月归。且怜东皋上,黍色侵柴扉。”全诗将采药山民在秦岭山中突遇雷雨的情景描绘得淋漓尽致,既有天象变化,千峰挂雨,山林摇动,雷电交加,奔流翻腾的宏大景象,又有采药人避雨松下,不由产生临水羡荷的心情,而且又忧虑夜归路艰,担心大雨中田黍家门的安全。作者眷念山民辛苦作业之情,浸润在字里行间之中。韩翃的《送李中丞赴商州》诗,又俨然以边塞诗人的表象出现,疏荡矫健,较有气势和韵致。原诗说:“五马渭桥东,连嘶逐晓风。当年紫髯将,他日黑头公。不异金吾宠,兼济玉帐雄。闭营春雪中,吹角暮山空。香麝松阴里,寒猿黛色中。郡斋多赏事,好与故人同。”五马晓嘶,闭营吹角,是对李中丞往昔战争生涯的赞颂。“紫髯将”转为“黑头公”(少壮而居高位者),不异于在京城担任管理治安的“金吾之宠”,是对李中丞职务调迁的安慰。最后两联则是想象商州幽深的山景和对李中丞即将展开的衙署生活的劝勉。在唐人赠别诗中是较好的一首,没有阿谀奉迎之词,感情真诚动人。

孟郊是与韩愈齐名的中唐诗人,当时的人已有“孟诗韩笔”的称誉。他的诗多瘦硬奇警、入木三分之作,内容更显深刻警辟。如《商州谒复州卢君虔》:“江汉沙泥洁,永日光景新。独自起残夜,孤吟望初晨。”真是铸字炼句,苦吟硬语。尤其是前联,更是他写商於道的传世名句。

现实主义代表诗篇也有不少。如白居易的《初贬官过望秦岭》、《发商州》、《商山路有感》、《登商山最高顶》、《宿阳城驿对月》等等。《红鹦鹉》是他于商山道上路逢安南都护府赴京上贡红鹦鹉,于是写下的一首讽谕诗,诗曰:“安南远进红鹦鹉,色似桃花语似人。文章慧辨皆如此,笼槛何年得出身?”主题专一、明确,用外貌等细节刻画动物形象,对比鲜明,叙事和议论结合,语言通俗,集中体现了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点。

唐代另一大诗人元稹与白居易同于公元801年登科,803年同任秘书省校书郎,同住长安,又先后任左拾遗,两人关系密切,友谊深厚,史称“元白”。810年,元稹被贬江陵,815年春从唐州经江陵奉诏还京,在武关驿收到了白居易寄给他的信,欣然题诗《西归绝句》:“五年江上损容颜,今日春风到武关。两纸京书临水读,小桃花树满商山。”并酬答白居易一首《题山石榴花》诗:“此因酬赠为花时,不为君行不复知。又更几年还共到,满墙尘土两篇诗。”同年秋,白居易被贬江州,路过武关见到了元稹的这首《题山石榴花》诗,即酬复元稹一首《题山石榴花见寄》诗云:“往来同路不同时,前后相思两不知。行过关门三四里,榴花不见见君诗。”诗人的共同境遇和诗情心路可见一斑。

抒写民间疾苦的现实主义诗作也有不少。例如,唐末诗人曹松,七十一岁始中进士,一生很不得意,但长期困顿的遭遇使他更能深刻感受到人民群众的疾苦,诗风平直而不清淡。他的《商於》诗是:“垂白商於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和他同时代的诗人喻坦之的《商於逢友人》,写的是作者常年出差于路,往来奔波在商州上津到汉中的漕輓道上,滩险林密,孤鸟失群,又长期不能和家人相聚的情形。全诗如下:“行役何时了,年年骨肉分。春风来汉棹,雪路入商云。水险溪难定,林寒鸟异群。相逢聊坐石,啼狖语中闻。”流露出浓厚的凄惋感伤的末世情怀,同时也喊出了由于社会动乱造成骨肉分离的无限忿懑。

韩愈在中唐诗坛上是能够别开生面、勇于独创的诗人。他力倡复古,反对骈丽,因此他的诗多古体而少近体,但他的近体诗也不无意境浑厚的佳作。如他被贬潮州途中写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干。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在无辜放逐的意境中,交织着正言直谏的勇气和对衰朽残年的感伤。

温庭筠、李商隐在商於道上都写过不少诗作。编入《商洛古诗文选注》一书的,李商隐有《陆发荆南始至南洛》、《商於》、《商於新开路》、《四皓庙》等四首;温庭筠有《商山早行》、《四皓》、《却经商山寄昔同行人》、《南塘王处士山庄》、《赠刘岭隐士》五首。李的古诗继承前人的方面较多,但风格不大统一,学杜学韩师承李贺的都有。在用典上,他掌握了杜甫用典不啻口出的技巧,借助历史类比,使不便明言的意思都能得以顺畅表达,使容易写的平淡内容却翻然新鲜。比如《商於》诗中的“割地张仪诈,谋身绮季长。清渠州外月,黄叶庙前霜。”拿张仪用商於六百里诳诈楚怀王和商山四皓避秦、安刘、功成身退的两个历史故事,来写商州的悠久历史,用典如出口语,不晦涩难懂,却明白如话。温庭筠《赠刘岭隐士》的前六句是“茅堂对薇蕨,炉暖一裘轻。醉后楚山梦,觉来春鸟声。采茶溪树洁,煮茗石泉清。”文采绚烂,圆融无碍,而雕琢过甚,带有浓厚的唯病态主义倾向,实际上是齐梁诗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余响。

综上所述,从初唐、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商州和商於道实际上是唐代诗人们的一个理想的创作基地。这里历史悠久,人文积淀丰富,可以咏史;这里地结秦楚,诗风可以交融;这里山清水秀,风光绮旎,可以隐逸;这里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丰不全收,歉不全乏”,可以饱食无忧;这里五方杂沓,南腔北调,汇成一炉,可以学习民歌俚调;加之,民风淳朴,世风好古,又可以净化和慰籍仕途疲惫、生计窘迫的诗人们的心灵。总之,有唐一代近三百年间,诗人们将商於道当成了各种流派成长、发展的一个宝贵摇篮,无不在吟咏它,歌颂它。在这吟咏、歌颂的过程中,同时也成就了他们自己,更重要的则是推动了唐诗的不断成熟和进一步走向辉煌。

写于商於道上的诗歌题材广阔,细究可归纳为乐府、感兴、咏怀、游适、居处、行役、纪赠、寄怀、酬答、送别、咏物、杂题、哀伤、联句等十四类。诗的风格也可概括为二十四种类型:雄浑、冲淡、纤浓、沉着、高古、典雅、洗练、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等,几乎涵盖了唐代诗歌风格的全部!

写于商於道上的诗歌作品,在探索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语言风格的创造,以及手法技巧的革新的同时,还在声律运用方面,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气象。近千首诗歌中有古体、近体,有歌有赋;有拟古乐府,还有新乐府;从字数上讲,有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和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还出现了六言律诗(如章孝标的《游地肺》)。

商於古道是唐代诗歌成长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创作基地

有唐近三百年间,这条古道上走过了大批诗人,包括了各个时期、各种诗派的许多艺术成就很高的代表人物,几乎囊括了唐代诗人的大部精英。诗歌作品在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体裁形式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上,都有所试验,有所成就。

商州地处中国地理南北的分界线,物产南北并蓄,风俗秦楚交融,文化积淀丰厚,因而诗人们在这里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广阔园地,使这里成为唐代诗风实现南北交流、融合的一个基地。

在这条漫长、崎岖的古道上,无数唐代诗人忍受着苦痛和忧伤,往来奔波,阅尽人间沧桑,上演了一幕幕历史悲喜剧。如李涉的《再宿武关》,集中表现了游子的无限愁思:“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入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岑参的《过武关》,难洗科场落榜举子的满面赧颜:“来亦一布衣,去亦一布衣。羞见关城吏,还从旧路归。”韩愈贬赴潮州后,家属亦被谴逐,小女道死,临时草草殡之于商州层峰驿旁。次年韩愈经过其墓,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但商於道上美好的山水,终究也给诗人们留下了难忘的怡悦记忆。难怪白居易晚年寄居洛阳时,曾一往深情地写下“我有商山君未见,清泉白石在胸中”的诗句。所以说,漫漫六百里商於道上,既有生之欢乐,死之哀绝,亦有淡淡的乡愁,愤懑的呐喊,孤寂的傍徨,更有豪迈的壮歌。所有这一切情感,诗人们都要在商州的山岳丛林、小溪冷月、农舍田畴、土偶庙谟、泥沙河汉中,找到情绪的渲泄口。

综上所述,我们说:商於道是盛唐时期的一条“诗歌之路”。相信这个论断会得到许多人的赞同。

三、商於古道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商贸运输的战略大通道

(一)龙驹古寨开埠通商前的历史演变

龙驹寨居丹江中流,商於古道咽喉,巨寨通衢,负山瞰河,气势雄据,虽无“三秦要塞”武关之险峻,但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可以“陆通关辅,水走襄汉”,实为历史上陕西东南的“第二门户”和明清之际牵动全陕西经济脉搏的商业重镇之一。其开埠前的历史准备,运历六代,即汉、唐、宋、金、元和大明前期,真可谓是艰苦备尝,玉汝于成!

自汉、唐相继定都长安以来,商於道即成为京师通往中国东南的必由之路。西汉初年,为使残破的社会经济能迅速恢复,汉高祖刘邦“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交通开放以后,“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史记》卷一二八“淮南衡山列传”)。嗣后,“文景之治”中经济恢复,民间贩运活动的兴旺发达,引起了重农主义的封建官僚们的忧虑,他们向朝廷建议“复置津关,用传出入”,以征税制度来限制商贾的长途运销活动。建议得到了皇帝批准。汉代征收关税的最早记载,是太初四年(前101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汉书•武帝纪》)。说明武关所在的商於道在汉初商业运输已经很繁忙了,否则,国家不会首先从武关起头开征商税。弘农都尉治所本在今河南灵宝北,专门迁徙其来武关治税,且带有武装力量,随时可以弹压,足见通行于商於道上的商旅力量之强大。到唐贞观、开元年间,上都长安与江淮之间的交通往来,除贡赋物资及笨重行李要取道黄河、汴水和渭河外,商旅官民往返于东川、岭南、黔中、交广各地,多利用商山路的捷近条件。白居易在他所写的《登商山最高顶》一诗中,就曾描述说:“高高此山顶,回望惟烟云。下有一条路,通达楚与秦。或名诱其心,或利牵其身。乘者及负者,来去何云云。”那些“或利牵其身”的“乘者及负者”,即是“来去何云云”的商贾们了!因此,唐末诗人王贞白索性总结性地概括说:“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尤其是“自大历、贞元之后,(唐)王室微弱,李希烈陷大梁,李锜继叛,由是汴路或不通焉。吴越、江淮、荆襄、交广郡吏上计,皇华宣风,憧憧往来皆出是郡,盖半天下矣。故,邮传之盛,甲于它州。”因此,其时唐王朝“其择用(商州)郡守,皆尚书、名郎暨诸寺少列。入拜中丞、谏議者,往往有之”(以上所引俱摘自[宋]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旧唐书·穆宁传》也说,广德初(763年),“河运不通,漕輓由汉沔至商山,达京师。”白居易在《路次蓝溪》一诗中也写道:“东道既不通,改辕遂南诣。自秦穷楚越,浩荡五千里。”中唐时商於道的繁荣畅旺景象由此可以想见。所以,唐德宗时,还曾下诏明令规定“从上郡(即长安)至汴州为大路驿,从上郡至荆南为次路驿。”(《唐会要·六一、官驿》)。即将长安--商州--荆襄之间的驿道地位一下子提高到仅次于大路驿之下。说明“安史之乱”后,商於道不仅是京师长安通往江南、岭南的交通捷径,而且又是江淮、荆襄财赋转输京师的主要干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唐摇摇欲坠的朝纲能够得以赓续,商於道功莫大焉。

但是,自五代以降,首都东迁,“长安废为列蕃,商於化为小郡,轺车罕至。”(王禹偁《〈商於驿记〉后序》)商旅亦改行它邦,商於道从此归于寂然,时间长达六百余年。

至大明成化时,朝廷在商州“增置州邑,使轺商货,(商於道)视昔渐通。”而其道路因年久失修,早已“梗于榛莽,隘于冲崩,仅容单骑,比于蜀道。”嘉靖间,抚治商洛道郗元洪履任后,尤急于此,亲省工役,“芟榛莽化广阔,易冲崩为坦易。山石之横,溪间之阻,不可人力者,咸治之有法。一时行者豁如也”(以上摘引自[明]陈冲:《郗公路碑》,原载[清]王廷伊《续修商志》,以下简称“王志”)。郗公此举,东出宛邓,西上长安,南入巴蜀,北达河洛,周迴数千里,较之唐时李西华“分疆以通,限地以治”的新开碥道,里程实有再倍。故州人当时有歌赞曰:“商山路,昔险巇,今坦夷。郗公郗公,福禄宜。商山路,昔艰行,今太平。郗公郗公,子孙荣。”从人民对郗元洪的赞颂中,也可以看出百姓们对此前商於“交易之道”久废艰行的恚怨情绪。以上为龙驹寨开埠通商前,陆路交通历史准备的大略情况。

丹江航运的历史准备,较之陆路更为跌宕曲折。丹江于龙驹寨以上,流程较短,汇水不丰,且岸阔水浅,沿途多有沙滩水渚,导致舟楫难通。若阴雨连绵,河水猛涨,小舟尚可勉力上溯至州城南门外;倘雨歇水落,则节节搁浅,非拼人力拉纤方可移动,以致历史上时闻货船滩在城南以至明年始下者。而龙驹寨以下,则两岸石山,河身逼窄,束水归夹槽,溪流泻急,大利于行舟。唐代宗广德年间(763-764年),中原之地时常发生军将或藩镇叛乱,“于时周郑路塞,东南贡赋不入,(改)漕汉江,转商山。”(《全唐文》卷784,《秘书监穆元堂志》)。《太平广记》“续定命录”中也记载说,唐德宗时阁臣杨炎被贬南行时,曾在商州洛原驿,碰见押运贡赋挽运入秦的湖南道州司户参军李全方。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丹江航运在中唐时期还是通畅无阻的。

龙驹寨水陆二运重新启动之难,令商洛历代藩守和地方有识之士心中常感不安。明嘉靖之际,郡人任庆云就曾太息说“商为山郡,昔议转输者,唐则欲由丹水以通漕运,宋欧阳修欲由武关以通陆运,无非陆海天府帝王之都所艰者餽运。商为(长安)南关,通漕运则万世不拔之业也,前开其端,必有踵而行之者!(水陆)二运之策,何可废也。”(见王志卷七“备防志”,所附“漕运”一节转录之旧志按语)一番精当议论,鞭辟入理,字里行间饱含着先贤们对重开商州“二运”所寄寓的无限企盼和殷切期望,真可谓是力透纸背,类同呐喊,句句震颤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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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节讲过,龙驹寨东南二十里的月儿潭,水心旧有巨石阻隔,造成舟行不利,大船需在此换载小舟。市商牙侩也常因此而强调舟行梗塞,百金之缴已为其大累。所幸天佑吾商,“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农历)六月六日,丹水涨,沙拥潭平,舟往攸利”(以上摘引自王志卷一《舆图志》“山川”)。从此而后,就揭开了龙驹寨水旱码头悠久航运历史的新篇章,也迎来了它商务活动的首度繁荣。因而,龙驹寨人乃至全商洛人都应当永远记住历史上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面对随后出现的商务繁盛和寨镇容貌发生巨变的喜人景象,时隔四十七年后商州知州王廷伊仍抑制不住自己满腔的喜悦,他在《续修商志》卷四《食货志》“杂税”一节的“续曰”中,饱含激情地写道:“万、启中,大水忽没潭石,兼以承平日久,虎盗潜藏,店廛络绎。而龙驹一镇,康衢数里,巨屋千家,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是以百艇联樯,千蹄接踵,熙熙攘攘。商税所由复增,税额所由日益也。”

王廷伊上述对万历、天启年间龙驹寨水旱码头商务状况的描述,如实地再现了寨镇当年作为陕南商业重镇的兴旺发达景象。“鸡鸣多未寝之人,午夜有可求之市”一句,字词虽然朴实无华,但却极其传神生动,耐人咀嚼!我们今天通过对它的解读,至少应该从中获得以下几点历史信息:

一是城镇面貌有了较大改观。

嘉、隆时仅有“东、西二寨”的山区农村古寨,万、启时已迅速发展成为“康衢数里,巨屋千家”的繁华商业巨镇了。陆路上“千蹄接踵”,河道里“百艇联樯”,街市中“店廛络绎”,午夜时分仍有“可求之市”,啼鸡破晓之后还多有“未寝之人”,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这个时候已经在龙驹寨破土而出了。

二是龙驹寨其时大约拥有居民二万余人(含流动人口)。

其中:(1)巨屋:依据《孟子·离娄上》“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说法,“巨室”旧指世家大族或富豪人家,而非指巨大的房屋。因为“室”与“屋”在“家”的义项上是同义词,因此“巨屋”亦是“巨室”之义。“巨室”能有“千家”,而普通百姓与它的比率至少也应该是2:1,合共约为三千户左右。按明中叶的人口发展水平,每户平均5.4人推算(按《陕西人口志》口径,明万历时户均人口为9人,本文未采用),寨镇本地常住居民人口当在16200人左右;(2)脚子帮和船户:脚子帮即西、北两路赶驮骡的工人。“千蹄”,按两头匹三人匡算,每日往来于陆路上的脚子帮约为1500人左右;船户,按每船四、五人计(包括船主、船工、纤夫等),“百艇”约有500人左右;二者合计共为2000人左右;(3)行商、座商以及过载行(即堆栈)、骡马店、牙行、小业主、店员、帮佣、百工、码头工人、流民等,总共按2000人匡算。(1)、(2)、(3)项相加,总计应当在二万余口以上。如此规模的人口拥有量,在明中叶的城镇人口水平上已是相当可观的了。

尽管以上匡算似乎有点勉强,不如户口统计资料来得那么直接、明白、有力,遗憾的是旧志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这方面的现成资料。当然,我们还可以通过如下户口资料对龙驹寨其时人口数额进行合理的推测,以佐证上述匡算的可靠性。据王志记载,“明万历间,(商州)军民杂户共三万有奇”,而里甲设置为“二十六里”。若不分大小,平均每里约为1154户。龙驹寨当年属“东上洛里”,向为商州东乡大镇,其繁华程度甚于州城,所以试按“二里”计算,亦不为过。若按2308户的统计口径,仍按每户平均5.4人计算,人口也当在12463.2人的水平之上。若再加上外来客商、赶驮骡的工人、船户、杂工以及当地的农民等,二万人左右的拥有率,估计还是比较合理的。

三是商税及其税额日益增加。

据现有资料分析,万、启时龙驹寨岁收商税已达25000两之数(详见后文论述)。旧志说龙驹寨“古无商税”。其后由于码头货物吞吐量较前剧增,市场交易额也日渐巨大。所以,天启初,明廷于龙驹寨专门设立了税司,置税官一员,而且税官皆为藩司首领(即由陕西布政分司官员亲自兼任),足见官府对它的重视程度。税有定额,按季收解(王志卷四《食货志》“杂税”)。

龙驹镇的兴旺繁荣,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商州经济和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因而王廷伊在《续修商志》卷四《食货志》终篇的“续曰”里,不无自豪地写道:“商於全盛之时,……高高下下,人尽务农。丰不全收,歉不全乏。兼有丝蚕蜡虫,椒桃漆药,储蓄百产,虽多为客商专利,皆足以补衣食之缺,而佐赋税之穷,所以郊野之富,号称‘近蜀’。故其时,在上者支度有余,在下者供应不苦。”可见地方上正因为拥有龙驹寨这一利好的商业贸易窗口,才使得商州深山里的“丝蚕蜡虫,椒桃漆药,储蓄百产”,都不再是“收成还租之余,仅足食用”(《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一七八,正统十四年五月)的自给自足之物,或者是“上供赋税,下给俯仰”(《农政全书》卷三十五)的农副产品,而是通过龙驹寨商品贸易市场进行买卖交易,就能换回自己家庭所需要的一切日常生活用品。昔日货弃于地、腐烂于山中的“储蓄百产”已完全成为抢手的入市商品了,它既可以“补(农民的)衣食之缺”,又可以“佐(官府的)赋税之穷”,从而直接地促使商州地方的财政状况也迅速地好转了起来。

龙驹寨水旱码头于明万、启年间呈现的这种繁荣景象,并不是孤立而存在的独特社会现象,它与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隆庆后期到万历初年前后的二十余年间,明代社会的阶级矛盾暂时和缓,农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都大大地超过了前代,大量丰产的粮食和棉花、蚕丝、甘蔗、油料、生漆等经济作物,以及丰富的家庭手工业产品,已经不再仅仅只是为了农民自己生产生活的需求,而是统统的变成了市场上的商品。特别是万历九年(1581年)“一条鞭法”开始在全国推广,无论田赋或是徭役,基本上一律改为征银。“代役银”的出现以及其时社会上银的广泛使用,同时也加速了货币流通的速度。田粮的征收,也由过去的“民收民解”,改而为“官为分解,雇役应付”。所有这些惠民措施,都反映了封建国家对人民人身控制大放松,从而使雇佣工人开始与农业生产资料相脱离,专业工人因此在社会上大量涌现。丰富的商品资源,摆脱严密控制的人力资源,以白银为主的货币流通体系,上述三种资本要素在“贸通自便”的市场机制平台上开始实现有机的结合,于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就相应地发生了。所以这一时期除过北京、南京等大都会而外,中国南方的苏、松、嘉、湖、杭地区,涌现了许多著名的工商业市镇。尤其应该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则是,与龙驹寨水陆通道联系十分紧密的新兴商业城市——汉口的出现和崛起。汉口,旧名夏口,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汉水尽头。其地交通四达,南北辐辏,特殊的地理优势促使此间的商业贸易活动异常活跃,十分发达。它与佛山镇、朱仙镇、景德镇一起,当时被合称为中国的“四大商业名镇。”

但是,明中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地域上的表现则是极不平衡的。南方经济活跃,购销两旺,而地处西北广大地区的各省却往往是“商贾罕至”,甚或“五谷、财物无所售”处。有些地方除过定期市日以外,“余日则若丘墟”(以上摘引自顾炎武《肇域志》第十九册“陕西”)。商州地面情况也是如此,王志卷二《建置志》“关市”一节中,就记载说:“右诸集市,州城之外,惟龙驹寨南北辐辏,其余不过五谷、畜产、椒桃、麻楮之属而已。”各集市交易日期,亦约定成俗,或一、三、五,或二、四、六,或三、六、九,市日安排大抵以相邻集镇错开为宜,余日皆无市可求。惟龙驹寨一处,人烟稠密,店廛络绎,日日逢集。

龙驹寨僻处崇山广谷、川回密菁之中,竟能于万、启年间横空出世,超然拔筹,一跃而成为以商业贸易著称遐迩的商业巨镇,相对于仍然以自然经济为主,长期贫困落后的西北广大地区及陕西而言,实在是一个异数,或者说是个特例。究察其中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得天独厚,上帝赋予了龙驹寨水陆交通的便捷自然地理条件;二是中国南北经济发展、沟通和交流的迫切需要,龙驹寨适时适地地担负起了这一神圣而又艰巨的历史重任;三是主动承接了汉口这个新兴商业城市经济辐射作用的带动和影响,适时应运地投入到明代中叶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商品经济热潮中去,在中国西北燃起了一团明亮的商业贸易火炬;四是商洛和商州历代藩守、知州以及地方诸贤长期坚持“以惠行旅者,惠我商”的政策。旧志在“职官”、“名宦”两节中,对此虽都有记载(已如前述),但其叙事太过概括,文字也嫌简约吝啬,略而不详,从而使我们对当时执政者们恤商惠商的政绩遗行,知之多不具体,但其长期招徕客商、培养市场之功却不能因此而致泯灭。

可惜,从万历四十六年到天启一朝(1618-1627年),粗略算来亦不足十年,随之到来的便是大明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十七年,和明末农民起义军掀起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龙驹寨商务活动绚丽似锦般的首度繁荣,便如瞬息开放的艳丽昙花,在历史舞台上只是匆匆地灿烂一笑,便随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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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年),龙驹寨水旱码头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七帝二百一十八年的不懈努力和恢复重建,终于迎来了商业贸易活动的鼎盛时期。

1989年8月,由人民交通出版社出版的《陕西古代道路交通史》一书(陕西省交通史志编委会编撰),就曾集中介绍了这一时期龙驹寨的繁荣昌盛景象:“清代商州山区森林茂盛,水源充沛,丹江通行舟楫到龙驹寨,形成了龙驹寨的繁荣。龙驹寨自古‘北通秦晋,南接吴楚’,商贾云集,帆樯如林。”特别是汉口在清代发展成大都市后,“五方杂处,百艺俱全”,日用百货,通过丹江舟运到龙驹寨后,转陆运,行销陕、甘、晋各地。驴驮骡载,人挑背负,分运至西安府及华阴、潼关,再散至山西、甘肃。由于龙驹寨是一个水旱码头,因而商业兴隆,人口密集,最繁盛时龙驹寨街道长五里许,各式富商的会馆有七处之多。船业同人于咸丰年间集资修筑的“船帮会馆”,彩瓷镶嵌,耀眼夺目。龙驹寨“其地水势趋襄汉,陆入关辅,南北辐辏,一巨镇也”(清《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二四六‘商州直隶州’)。商州“东南至龙驹寨,小河一道,可通舟楫,直达襄阳之老河口,西商(即晋商)之贸易东南者,多于此买舟雇骡,人烟稠密,亦小都会焉”([清]严如煜《三省山内风土杂识》)。龙驹寨成了西北与东南商贸物资的集散地,水陆运输的交接点。

同治时,龙驹寨已有过载行(即客商货物堆栈)五家,驮骡店二十余家,兑换银钱铺十余家,商行有黄帮、关帮、西帮、河南帮、本地帮等名目。河岸帆樯林立,脚子班往来如织,西路、北路驮骡每日络绎不绝。街衢熙熙攘攘,极形肩摩,鸡鸣未寝其常事也。至航运过载,上行货以布帛为大宗,茶叶次之,杂货又次之。由汉口、老河口、荆紫关运至寨镇卸载,由过载行雇驮骡转运西安、三原、渭南、潼关等处。陸路下行货:西路以蘭州烟为大宗,至寨镇由过载行装船运往汉口、上海;北路以山西潞盐为大宗,至寨镇转售各盐商,船运荆紫关、淅川一带销售。商帮各发庄商号航运,上货以火柴、布帛、糖类为大宗,其它杂货及青瓷次之;下货以桃肉、药材为大宗、牛皮、木耳、棓子、漆油等次之。各商货均以八月至次年四月为旺月,五、六、七等月为败月。当时长江各大城市如武汉、南京、上海、安庆之商货,往来西北者,则经行安徽之六安,河南之潢川、信阳、南阳、邓县各地,而荆紫关而龙驹寨而及西北各地。而由渭南来者,经渭南塬、蓝田许家庙入流峪,踰秦岭入商州境至黑龙口,再八十里至州城,东行六十里至夜村,又六十里至龙驹寨。本州及洛南各山货,则由人力肩挑至龙驹寨,打包装船,运往老河口,再递运汉口。潼关潞盐运往河南者,由潼关用骡驮递运或人力肩挑,经洛南境入商州留仙坪,再经老君峪至龙驹寨,装船运往荆紫关、淅川一带。其运销湖北均州一带者则驮骡肩挑,均出老君峪进南沟,经寺坪、石槽沟、白碌础至郧阳卸脚。运销郧西一带者,由北宽坪出会峪进涝峪,经马鹿坪运至郧西县卸脚。此皆历代商运之通道也(以上资料来源: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卷七《工商》、卷八《交通》。以下简称“民国志”)。不但直接繁荣了陕西、商州经济,而且使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经济因此而联为一气,各地货物也可以通过龙驹寨远及甘肃、新疆。若论军事,因交通之利可使声息相通,一切军需物资运输迅速,于西北边防亦有莫大之关系;论实业,可以农工互资,南北交流,互通有无,使西北富藏不致利弃于地;论文化,也可输东南文化及于西北边陲,增加南北文化的交流沟通,有利于各种文化的互相借鉴和融合。从上述各方面全面进行历史观察,龙驹寨在同、光时代亦厥功至善焉!

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龙驹寨水旱码头的年货物吞吐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大宗商品货运量分别为:

核桃      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岁约十余万斤;

漆油      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岁约二万余斤;

木耳      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岁约四、五万斤;

 五       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岁约数五万斤;

苍术      由龙驹寨水运至襄阳、汉口者,岁约数十万斤;

布匹      自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岁约两千余尺;

火柴      自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岁约千余箱;

烟草      自均州水运至龙驹寨者,岁约万余斤;

红白糖    自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岁约万余斤;

苏木      自汉口水运至龙驹寨者,岁约五百余斤;

潞盐      自潼关陆运至龙驹寨者,岁约四十多万斤;

棉花      自山西陆运至龙驹寨者,岁约十余万斤;

黄表      自四川运至龙驹寨者,岁约万余箱。

                                         (以上资料来源于光绪《商州直隶州乡土志》)

陕西名儒刘安国于民国十四年(1925年)撰著的《陕西交通挈要》一书,也记载说,晚清民初时,“自汉口水路运来的货物,于此地(龙驹寨)以驮马及人力运往西安,货物之输入者,火柴、煤油、白糖等;输出汉口者,如棉花、药材、牛皮、油漆、木耳之类。一年之经过额,火柴(福兴、中兴、永顺各品牌)约五六千箱,煤油(美孚牌)约七八百箱,白糖约三四千包。可惜上列两书都缺乏西安方向商货输出、输入龙驹寨至汉口方向各商品的种类和数额。可能其时已届政局动荡不安之际,或是寨镇码头商货运量猛增的缘故,寨镇市场头匹交易价格此间亦大幅度上扬。据刘安国在上书中介绍,“马每匹约十五六两至二三百两,其中等者约三十五六两至五十余两之谱。”毛驴亦“每头五六两至十四五两”。

据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卷七“工商”记载,龙驹一镇,“光绪时厘金岁额为十三万两”,“为全陕冠”,当时商务贸易之盛况,亦可想见矣!

光绪末,龙驹寨东小街子村人、哥老会龙头大爷姚正,还于小街村临河处建成下码头一处,足见平浪宫墹下的上码头其时商务已极繁忙,不敷使用了。小街村本是姚、杨二姓世代共居的一座小城堡,户近百家,有街有市,东、西各设有寨门防护,街道长约里许,均以青石铺就。街道两侧亦有店市列廛,码头开启之后,小街更显繁华。

另据新编《丹凤县志》记载,清道光至光绪年间,该码头进入极盛时期,舟楫如织,骡马蚁迁,千人拉船,万人装卸。当时,已有“过载行24家,骡马店、骆驼厂18家,发货铺40余家,还有船帮、盐帮等十大会馆”(资料源于黄元英《商洛民俗文化的区域特征》,原载《商洛文化研究》2008年第二期)。上述统计数据尽管不甚合理准确,但清末寨镇各商行店铺较之乾隆九年已大有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

龙驹寨水旱码头的兴旺发达,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商州整体经济的发展。首先,它带动了州城及寨镇周边村镇的工业、手工业的起步和较快发展,如:龙驹寨的木蜡漆蜡,商洛镇、南秦川的造纸业,竹林关的造船业,龙驹寨、牧护关、腰市等市镇的油房业,棣花等村镇的蓝靛种植和全州乡镇染布业的发展,以及城乡市镇无处不有的砖瓦窑和陶瓷业等。木蜡业所用木油,每年冬月尽由湖北荆紫关购运而回。蜡杆、灯草亦购自河南淅川一带,龙驹寨及州城开设之大小蜡铺不下数十家。年节、灯节和平素家居点蜡者极广,除供本县外,还远销于洛南、华阴。陶瓷业皆附于各砖瓦窑,本州境内不下二三百家,不仅普遍生产砖瓦,并能制造民居房屋所需用的镂空花脊、印板脊、兽云瓦、简瓦、滴水瓦、狗头瓦等。染业,向来使用棣花、龙驹寨一带种植的蓝靛(亦称“土靛”)。

鸦片战争后,洋靛进入中国市场,因其配方简单易行,染房遂再无人使用土靛。但洋靛所染之布,日晒易褪色,且时价日涨,不若土靛之染色耐久,且价格低廉。行商欲挽回国家利权,一再提倡使用土产,可惜守土者腐败无能,不能挺起腰干大力提倡而罢。南秦川抄纸业起自清乾隆年间,初始只有苏、罗二姓,嗣后模仿者逐渐日多,出产亦年年增加。迨至同、光时构穰纸已发展成为本州手工业之大宗,所造之土纸有方梅、改梅、条梅及烧纸等类,向以党家纸槽出品细白且韧,最为著名。商州手工业制品畅销于山西解州、本省潼关、华州、蓝田、西安者,首推此种构穰纸。其次,龙驹寨水陆两路沿途所经宿站和村镇,经济贸易活动也因寨镇生意兴隆而大为活跃,如东南距寨镇一百华里的竹林关,是旧时丹江航道上的“四小码头”之一。银花河于此汇入丹江,使竹林关河道水势顿然浩荡,涯岸豁然开朗,因此,丹江下行船只常于此换载大船,而上行船也需要在此改换小舟。襄汉河南船工一般都要借商货换载之机,上岸稍作休息,或修船補漏,或添加给养和日用品,同时也带动了竹林关造船业的兴起,以及船舶货物搬运业的宏兴。据记载,清末民初,竹林关尚有刘德荣、赵连山、赵饵鳌、阎麻子等四五家造船厂,年生产船只二三十艘。当地船户亦有三十余家,自有民船六十多条。船舶常年装卸工人两班,一百余人。同治、光绪时当地有名的商号有:山西商人开设的“镍金”、“涌泉”、“三合”、“万源长”等银钱铺;河南商人开设的“双合隆”、“三和隆”、“和盛瑞”、“平心诚”等绸缎庄;当地人开设的货栈有“广顺德”、“永兴正”、“永兴顺”、“德记厚”等十五六家。此外,镇街上的店铺作坊还有斗行、烧锅、肉架、客栈、食店、油坊、染房、中药店、土杂店等。为了加快货币流通,方便交易,“万源长”、“家兴正”等银钱铺,还各自出过“布票”(即钱票),以代现款流通,信用也均好。留仙坪距龙驹寨六十里,向为北路骡帮行往潼关途中宿站,市面、集场极繁荣。逢三、六、九集日,方圆三四十里内赶集者络绎不绝,凡粮食、蔬果、木料、柴草、农具、山产、土布、土纸、瓦器等外来百货,无一不有,向为北山最大集场。此外,西路驮骡宿站的夜村、黑龙口、牧护关等,向临赴省要道,市面商铺、钱庄、饭馆、客栈、骡店、放帐铺等,也均形畅旺。龙驹寨水旱码头对水陆要道各乡镇的经济辐射作用之大,由此可见。

同治、光绪时,龙驹寨商务贸易之所以会再次呈现繁荣景象,本节前述已见其大凡矣。而地方政府通商惠工、修废举墜、治化聿新之种种善政,虽也有涉猎,却不甚彰显。故兹借民国《续修商县志稿》卷九“职官(上)”卷末案语以补之。其文曰:商,山郡也,而历来多循吏(旧称官吏守法而有治绩者为“循吏”,亦名“循良”),何哉?官为直,牧其位,尊龙驹寨税收钜万其缺优故(意即尊奉龙驹寨税收能够实现巨万数额,为其官职中政绩卓异者的缘故)。凡良吏任,咸长及驿路繁冲、亏累者,以此郡调剂之。新进及官声平常者,不与焉。良吏以课政已最也(以课税征收作为自己最重要的政务),益自修饬而奋于政,故常多循吏。即商州的众多循吏皆以龙驹寨税收能实现巨万岁额,作为自己任内最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和奋斗目标,并且对于商山驿道上出现的繁难、冲要、亏损、负累等问题也认真负责地去加以解决,有的还在全郡范围内设法进行调剂处理。古语云,人欲取之,必先予之。正因为历来州郡循吏对于龙驹寨的市场培育发展都十分倾心和密切关注,龙驹寨水旱码头才会在同治、光绪年间出现再度繁荣的兴盛局面,才会于光绪年间创造出厘金收入高达十三万两的美政佳绩,并获“全陕冠”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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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商贾队伍的扩大,商业资本日趋活跃,商业竞争也日益激烈。于是,咸丰年间龙驹寨先后出现了一些商人自发群体——商帮。商帮是以地域为中心,以血缘、乡谊为纽带,以相亲相助为宗旨,以会馆、公所为其在异乡的联络、计议之所的,一种既亲密而又松散、自发而形成的商人群体。商帮的出现,标志着龙驹寨带有封建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比较高级的阶段。按地域划分,有所谓本地帮和客商帮之分;接行业划分,又有盐帮、船帮、布帛帮、青器帮、马帮、铜匠帮等行帮之分。同、光时活跃在龙驹寨商业领域里的知名商帮有十数个之多,兹据调查走访所得资料分录于后:

黄 帮 又称三黄帮、楚黄帮和湖北帮。最早是由湖北黄冈、黄陂、黄安一带商人自发而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到湖北全境来龙驹寨坐地经营的客商。黄帮所经营的商号,以黄冈凤凰镇陈北湾首富陈正启在寨镇西关开设的“福兴行”(过载行)为代表,其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生意兴隆,在各行栈中可谓是首屈一指。此外,还有黄冈商人余克海的“裕泰和”,黄陂商人陈彦卿的“福星行”以及荆紫关陈姓商人所开的“裕兴行”,也比较有名。黄帮商号主要是以山货土特产经营为主的中介经纪商,专门为南北客商牵线搭桥,组织货源,推销商品,或代客承运。由于讲求信誉,注重商德,深为广大客商所信赖,因而生意十分红火。

西 商 即山西商人,又称临晋帮,或“山贾”、“山右商”。主要由山西临汾、忻县、运城、解州一带商户组成。明时西商已与徽商同为全国有势力的商帮。谢肇淛在《五杂俎》卷四中说,“山右(商贾)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即安徽商人)”。西商主要从事远距离的贩运转售贸易,因为山西境内山多川少,自然条件差,因此西商“致富皆在数千里,或万余里以外,不资地力”(光绪《五台新志》卷二“生计”)。他们把湖北、湖南等地的粮食贩运至甘肃、山西等缺粮地区,因此西商大贾富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商州著名的山西商号有张庆焕等人开办的“锦隆”和“逢源合”。据说,张庆焕家人曾在外放言:“走遍商州百里地,逢源不歇别家店,不吃别家饭。”足见“逢源合”商庄在商州地面上设立的分号之多。张庆焕本人还捐官至甘肃后补道,可见其家底之富。西商普遍采取“合伙”经营方式,伙计不一定出资,若资本增值,也同样可以享受分红。因此,要估计西商的产业,只要数一数他商号里的大小伙计就可以了。西商也是棉布、茶叶长途贩运的大商家。据清人衷斡在《崇市杂咏》一书中记载,“清初茶叶,均系西商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清初承袭历代“榷茶”制度,主张“睦邻不以金缯,控驭不以师旅。假市易之微物,寄疆场之大权,其唯茶法乎”(清康熙《陕西通志》卷十二“茶法”)!因此,陕省于顺治二年(1645年)制定《陕西茶马事例》,设茶马御史一员,将湖北、湖南、四川、汉中等地出产的各种茶叶,集运于陕西泾阳,压制成砖块,封装成包,车运畜驮,通过皋兰官路运至兰州盘验,然后再发售至洮泯、河州、西宁、庄浪、甘州五个茶马司,凭引招商,从中课税。龙驹寨即是西商于乾隆三十年以后所逐渐形成的湖北、湖南以及四川茶叶运销西北路线上的一个必由码头(张正明《清代的茶叶商路》,《光明日报》1985年3月6日)。

关 帮 亦称关陕商、关陇帮。关陕商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带有武装贸易性质。为了做好做大生意,他们经常要深入到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少数民族居住区。这些地方人烟稀少,时有匪盗出没,所以商队往来时常需要武装保护。即使到了全国统一的清朝,行商往来于西北各地,仍需要镖行保护,是以关陕商人特别富于冒险精神,胆大勇敢,大多商人都具有一定武功,善骑射格斗。在经营方式上,进行长途贩运的关帮商人在货物收购地往往采取设庄收购或委托当地商行代收,在销售地则多采用赊销方式进行推销。例如,陕西皮货商每年秋天将皮货运至苏州,一概赊给当地商行,不取一分一文货款。次年春天再运草帽来,仍赊给当地商行,只收回上年秋天对方所欠的皮货款。再到秋天仍将皮货赊销,亦只收回春天赊出去的草帽款。这种循环营销办法,人称之为“连环计”(参见《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关帮设于龙驹寨的著名商号有三原商人李忠邺开设的“德盛新行”,朝邑商人王有浩开设的“同义行”,蓝田商人张长娃开设的“盛栈行”等。

河南帮 主要由豫西南阳、内乡、淅川、镇平、贾宋(读作“贾双”)、邓州一带商人组成,因此或称作“豫西帮”。河南商人大多数是因家境贫寒而弃农或弃儒从商者。最常见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经营,或者是领本经营,其中领本经营最具特色。即富家摊本,穷者经营,无论赚钱还是亏损,“恒例三七分认,出本者得七分,效力者得三分,赚折同规”,或者是“得息则均折”(清王维德《林屋民风》卷七“扶持”)。因为“领本”要同担风险,所以摊本富户在告贷求领者的选择上极为谨慎,对其操行品德、经营能力等非常重视。河南商人大多数是中小商人,从事的贸易活动主要是贩粟、贩丝、贩布等,或者坐地伐楮为纸,坯土为器,染丝归织,注银成饰等。

本地帮 亦称作坐地帮、商於帮,由商州本土的大小商户组成。凡本地商户店铺外均悬挂有书写着“商於”二字的醒目大红灯笼,作为商帮标志。本地商人基本控制着当地土特产品的购销经营权,而对外来商货的批进批出,亦常享有“近水楼台”之便,易于闻风抢先购入售出而大获其利。有名气的商号计有:马彦翀家所开的银钱铺“禄西堂”,西关屈慰生祖上所开的“宏庆昌”,陈家村陈氏族人所开的“裕廉堂”等。

盐 帮 历来盐商牟利都和官府有所勾结,因此盐帮在寨镇各商帮中更显得财大气粗。商州一州并所属四县前清时俱食山西运城解池盐。明时,商州配额盐引一千三百张,每岁纳课三百二十五张,额课银为五百三十六两九钱七分九厘,额银俱出自盐店。清初乱余无店,只好摊派地方分担,致使引价腾贵,民甚苦之(王志卷四《食货志》“杂差”)。乾隆初年,商州及所属各县岁额销河东引(亦即解池盐)增至二千六百八十道,征引课一千一百零七两四厘,仍依照康熙年间旧例摊派地方负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将引课银摊入地方征收,每正银一两摊征引银九分九厘二毫。以后又改归商办,民不纳课。概由盐商自运自销,岁无定额,由河东雇骡驮盐至龙驹寨,由北路骡店代售,小盐贩可以自由销售,地方并无官盐店。惟潞盐引地(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其它消盐、锅底盐等一概目为私盐,悬为厉禁。盐商因有垄断利益在握,生活穷奢极侈。咸丰十三年(1853年),为凑集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军需开支,清廷相继在各省陆续举办盐厘,名目较多,有出境税、入境税、落地税等,占到盐税收入的重要部分,从此,盐商日趋衰落。

马 帮 根据驮运路线的不同,分为西路马帮和北路马帮。西路马帮由关中各县赶马脚户组成,驮运路线是龙驹寨—商州—蓝田—西安,远至西北各地,是寨镇陆路转运的一支重要运输队伍。北路马帮主要由渭南、二华(华县、华阴)、潼关及山西运城、解州一带脚户组成,驮运路线是龙驹寨—老君峪—洛南景村—渭南—朝邑、潼关—山西各地。马帮一般数十头匹马为一队,都捎来回脚,不空放。货物卸入过载行后,即歇脚于骡马店。龙驹寨商务活动鼎盛时,骡马店曾达到十八家之多,计有“万庆店”、“长兴店”、“公合店”、“福祥店”、“广兴店”、“合盛店”、“聚成店”、“祥瑞店“、“秀云店”、“玉盛店”、“福庆店”、“双勇店”、“勇盛店”等。街市上出售马具、槽头、草料、桶铃、缨子、口嚼以及与马帮相关的绳匠、兽医、订掌铁匠等店铺,生意也十分兴旺。与马帮业务联系最为紧密的行业为过载行(亦称“过塘行”),是专门经营运输业务的行栈和堆栈,其主要业务是代客办理民船航运或人畜运输货物业务,代客缴纳捐税等,收取一定手续费作为其营业收入。过载行业居诸业龙头地位,因此,颇受各业看重。其中张姓“广福行”开办于清乾隆年间,历史比较悠久,前后经历七代,分号达十余处。

此外,还有船帮、青器帮、布帛帮、铜匠帮等。道光年间,还有英商代理人韩福泰者,自武汉溯江而上,经过充分调查考察后,决定在龙驹寨镇中街开办“福泰洋行”,主要经销布匹、煤油、砂糖、食用碱、染料、洋蜡、火柴等外国进口的所谓“洋货”。

商帮“为贸迁有事,祃祀、燕集有所”起见,皆纷纷纠集同乡或同行商人捐资,相继在寨镇择地合建起自己的会馆。光绪末,龙驹寨商帮会馆多达十数个。为表明与前已有之的官办公立会馆和地方同乡会馆性质的不同,商帮会馆大多以庙、殿、宫、堂、会等名目命名,如马帮的会馆分别名为西马王庙、北马王庙;盐帮会馆名为“紫云宫”;关帮会馆名山陕里或关帝庙;青器会馆则起名大王庙(或称为老官庙),总之是不一而足,形形色色。另外,商帮会馆和商行、店铺一般都供奉本籍或本行业所尊敬的先贤或神祗,如湖北会馆供奉大禹,盐帮会馆供奉老子,马帮会馆供奉马王爷,贩药业医者祀药王孙思邈,染房业祀梅福葛洪,屠户祀桓侯张飞,业木石工者祀公输班,业缫丝者祀黄帝妃,茶庄祀陆羽、宋礼和叔仲通。商帮会馆之所以要祭祀他们所共同信仰的神祗和行业神,其目的在于“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同乡同业之间“相顾而相恤”,即为了加强内部团结,一致对外,共图发展。

在众多帮会中,惟船帮属最底层的劳动者群体,不入商贾之流。他们常年劳动、生活在舟楫之上,沐雨茹露,乘风破浪,蓝缕赤足,终年劳作在汹涌奔流的寨河之中,因此在诸行业帮会眼中地位卑低,常受人歧视。看到财大气粗、气指颐使的一家家商帮都在岸上建立起了自己宽敞豪华的燕集议事会馆,500多名船工暗中约定,每运一件货物,从其水脚银中提取铜钱三个,用以将来筹建船帮自己的会馆。就这样日积月累,积腋成裘,终于嘉庆二十年(1815年),在寨镇上码头集资建成了船帮会馆——明王宫(亦名“平浪宫”)。其建筑规模之宏伟,建造工艺之精美,为诸会馆所无。建筑物总占地面积约十五市亩,布局合理,气象恢宏,代表着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最高样本。饰瓷雕玉的砖石、雕塑、木刻和楹联,给会馆涂上了一层庄严堂皇的色彩,最引人注目的是会馆大戏楼,顶额正中高悬“和声鸣盛”四个烫金大字,戏台两侧则镶嵌有人形鸟迹之迷联,至今无人能解。再就是为敬神而排演大戏的庭园,一端是悬空的歌楼,另一端是雄伟的神龛献殿以及西侧的拜殿,两厢则是西阳宫和东华宫(一直未建),中间留出了一个硕大的露天场地,那是提供给一般公众免费享用的,可以边看戏边聊天。原来歌楼的规制较小,现存歌楼为光绪二十年(1894年)重新改筑的,连柱脚石都一概由汉口运来。石工、木工雕刻之精致,尤显异常,历经八年之久方始克竣,诚吾商古建工程之巨观也(资料来源:民国志及走访所得)。

到光绪中,商人组织已由以地缘为基础的商帮,逐渐发展到以业缘为纽带的行会,这是龙驹寨水旱码头走向近代商业的一大历史进步。后起的布帛帮、青器帮、铜匠帮,以及早先有的盐帮、马帮、船帮即是这样性质的行业商会。行会是商业经营者自发组织的一种行业自治机构。行首(即行头,亦名“行老”、“行人”)由同行自主推选,官府批准,其主要任务是处理本行业内部的事务和承办政府交办的任务,决定行户入会,确定本行经营方针和策略,代表行会与官府交涉,协调商品的购销和价格,以及处理商业纠纷,组织行会的祭祀活动等。同时,协助政府办理对行人的征税、科买、和雇以及平抑物价、监督违法行为等。

丹凤县博物馆现藏有《铅铜脚价鼓励碑记》(清咸丰元年三月初九日立)和《合社条规》碑(光绪十八年二月初一日立)两通。前者系关中“六县众骡伕”共立之碑文,内容如下:“……龙岗寨(是否系龙驹寨旧时别名,存疑,待考)距省四百一十七里,实系秦楚咽喉,关山险阻,跋涉艰难。铅铜之运,非不辛苦,然而朝廷旧例:凡铅一运,记数三十五万斤。每五十斤一块,三块一驮,一驮百里给脚纹银贰钱,四百一十七里共给银八钱三分四厘。铜亦一运三十五万斤,脚银为该数贰仟零九十九两。每二百斤为一码,一码为一驮,一驮亦给脚银一两一钱九分九厘四毫,其予民也不谓不厚矣!讵意奸行狡诈蠹害民,鲸吞肥已,不惟不肯照例给发,而且给钱不给银。迩来张善交等更虿恶横恣,飞浪形撒,溪壑饕餮,以至脚伕狼狈叫冤。前于道光丁未兴讼蔓延,仅得照依当前以银钱各半,由张善交行内给发。虽曰少占上风,但古例未复,深负了朝廷一片爱惜苍生之意,于心终属不甘。姑念讼干天和,是以暂允合息。処说第旧章俱在,必有好意者起而改正。爰勒于石,以俟后之豪杰英俊匡我不逮焉,则幸甚,幸甚!是为记。”

显然过载行老板张善交为商不仁,公然克扣骡伕们的辛苦脚银,并在银、钱差价之上巧弄花招,遂激起“六县众骡伕”的愤怒,显示了劳工团结起来力量大的神圣真理,由此足见组织同业工会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该通石碑可视作寨镇商业行会的前奏性佐证资料。后者为一“合社”所立,立碑人署名“街长:囗俊彦”,可见是寨镇的一个地方基层里社的“条规碑”。其所订条规如下:

○议赌博。凡我社中切宜禁止。倘有窝赌、开赌者,罚净钱一串。如有抓赌者,赏净钱一千文。私抓私放者,一律同罪。倘若不遵,合社送官究治。

○议匪类之从败坏地方。……

○议不公不法之人。……

○议街中作买作卖。只许和气相商,即不公平,只许公人理论。如有行凶,以二人打人者,罚净钱六串。

里社条规尚且如此严明规整,何况与它同期存在的商业行会的制度规定呢?遗憾的是,在调查走访时,因当年知情老成多已凋谢,年轻后辈又多不留心于此,使我们未能发现行会当初的档案、薄记及条规、章程等。关于行会承办政府交待的任务,民初有一事例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行会政治面貌的大体了解。辛亥革命时,为了粉碎清军对陕西军政府的疯狂反扑,武昌的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及湖北都督府,着即组成了一支援陕鄂军,随时准备开赴陕西。1912年2月26日,驻老河口鄂军司令薛骅致电陕西都督张风翙,电称:“季招讨(雨霖)已拨荆紫关军队来援,……但军饷须备于(龙驹寨),以迎鄂军。……迄速由龙驹寨粮台交晋泰祥烟庄银五百两,令伊转河口本部”(电文原载《国民新闻》)。寨镇“晋泰祥”烟庄能有幸被选为陕、鄂军方秘密、可靠的联系点和军需财务的临时周转商号,说明行会平素的军地关系想相当不错的,政治倾向也十分明确的。总之,行会建立的目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对外保护本行业成员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二是对内规范并约束行会成员的经营行为;三是同政府建立起良好的官商关系。

行会日常的活动资金,由成员公平交纳,一般按出售商品税的1‰征缴,也有依照商品的课税率高低,实行差别征缴的。行会的规范管理和协调运作,有力地促进了龙驹寨贸易业整体的繁荣畅旺,在较大范围内更广泛地团结了本行业的商贾,同时也更好地吸引了许多外地客商的加盟。另外,行规规范了商人的经营行为,也起到了抑制其内部由于自由竞争而产生的矛盾的发生发展,稳定了行会组织的作用。

戊戌变法以后,陕西奉令设立商务局。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廷又颁行《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谕令“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会垣(即省会城市),系城埠,宜设立商务总会,而于商务稍次之地,设立分会”(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十六册)。龙驹寨商会即设立于此间。商会是一种跨行业、跨地缘、跨帮派性质的工商业者统一联合组织,它打破了商帮、行会界限分明、壁垒森严、情散见私的落后行帮形象,从横向上把全寨镇的各个商务行业都联络和组织成为一个整体。它突破了商帮会馆“联络乡谊”、“相顾相恤”,限制行业内部开展竞争、束缚工商业发展的陈规陋习,以“扩商权、联商谊、开商智”为其宗旨,具备“调查商业”、“和谐商情”、“调息纷争”、“发达营业”、“改良品种”、“挽回利权”等项职能。在组织特征上,也具有开放性、民主性、创新性和发展性,从此商贾不再是传统的“四民社会”的末流,而是以新式社团法人的姿态与官府或其它社会势力相周旋,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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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官府对于龙驹寨的水陆漕转功用是非常重视的,无论是出于救灾赈济的紧急需要,还是军饷运输、铅点采买转运等艰巨繁重任务,龙驹寨水旱码头都曾经为清王朝的经济发展、政权巩固、物资交流、人民安居、边防安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商州旧志所云“交通险阻,来远迩,和政教,利民人,涂歌巷舞,如在虞商,所重端有在也”见王志卷二《建置志》)。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关中、西凤饥,诏命学士德珠、楚督丁思孔、襄镇殷化行通同负责,将襄阳库存仓米二十万石,督由丹江水运至商州,再转运西安开糶济民。楚米于农历二月六日自襄阳装发,三月末运抵龙驹寨,即予起程转递,四月初抵西安开糶。谷价骤平,流散者悉归。自襄阳迄寨,水路凡870里,险滩可名者130处有奇,随时挑浚疏通。襄阳至均州之小江口,大船可载百数十石;入小江口后概换扒河船,间用部分舟秋子船,载重量亦递减至二十石;而过商南徐家湾后,每船仅载八九石。自襄阳至寨,总计每石水脚银五钱。由龙驹寨至西安,山路凡370里,沿路所经地名分别是商州、秦岭铺、蓝桥、七盘坡、蓝田、狄寨塬,而抵西安。自寨起雇用人夫背运,或雇驴骡驮运。人,负五斗;驴骡倍蓰(即五倍)。过七盘坡之后,则改用单轮小车或槖驼并行。董其事者分370里陆路为十二站,每五斗运一站给银五分。通陆脚价,每石费银一两七钱。米每五斗盛以布囊,缝标记而识之。率夫有长,司站有官,押送有兵,收发有单,递相换验,旦暮勾稽,石称斛量,无敢侵耗(《商洛转漕图记》)。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上命漕运总督施世纶诣陕西,辅佐陕西总督鄂海督运军饟。值陕西旱饥,施世纶题请并获批准,将湖广、荆州等处各仓米十万石,由襄阳水运至商州龙驹寨。每石需水脚银二两;陆运至西安,每石需夫役银二两。施公又令将前选部院司京官临时诣陕者,分作十二路赈恤贫民,按口分给赈粮,远近皆遍沐皇恩(《清史稿》卷二七八“施世纶传”,玖志卷七“转运”)。

康熙六十年(1721年),施世纶复奏请拨运豫粮十万石接济陕西。上年因河南至陕州三门峡无舟楫,乃请自太阳渡以下改为车运。太阳渡至西安党家码头舟行为便,仍循水运,而码头入仓复改为车。运谷二十万石,都银十万三千两有奇,但止得米十万。因请河南以二谷易一米,则运价可省其半。又虑米难久貯,又请照例出陈易新。惟因该年运粮时节,正值春夏农忙,河南车船民夫均难觅雇,于是重开归护粮道,改走龙驹寨一路,共拨运豫粮十万石。水路节级递运,陆路则分站换脸,一切悉照前例。吴柯之(大概是具体负责督运的官员吧)请加增脚价,每石每百里多给银一钱。是年春,陕西得雨,旱灾渐澹,上遂命施世纶还理漕事,转运之事乃止(《明史》卷二七八“施世纶传”,玖志卷七“转运”)。

雍正十年,楚省岁丰,每米一石不过六七钱,若于湖广采办米石,仍循龙驹寨旧道将米运貯商州,以备尔来军糈转运通济,连同造船、疏修滩河以及雇募驮脚等费,每米一石不过二两有零。为因时制宜、平战互通之意,湖广总督迈柱请疏湖广荆子关至陕西龙驹寨水道,以便转饟。陕西巡抚史贻直奏言,“荆子关至龙驹寨,旧有丹河,行两山间,迂折三百七十里。夏秋间民引以溉田,筑堰蓄流,涓滴必争。雨后山水骤至,纤路辄断,实不宜于挽运。臣察湖广转饟艰难,当于河南陕州傍河诸州县,积谷行转输之策。浚沼丹河,宜若可缓”。雍正韪贻直言,格迈柱前议遂不行(玖志卷七“转运”,《明史》卷三O三,“史贻直传”)。

雍正十二年,户部尚书、总理陕西巡抚史贻直奏准,从豫、楚二省各拨运米十万石,水陆并进,遴员押运。陕省差员在潼关接收豫米,龙驹寨接收楚米,并收豫、楚口袋。转运西安,或减价平糶或借给穷民,临时办理。此次拨运,一切食物、草料倍昂。从河南府陆运至陕州,按军需案内每石每百里给脚价一钱六分,比之从前加增六分;其自陕州灵宝、阌乡雇民船运送,由三河口分载渭河、洛河、黄河各水次交卸者,每石每百里给水价银四分;自水次入仓远近不等,按里数每石每十里给脚价银一分六厘。其楚米由襄阳至龙驹寨,亦无庸打造船只。若雇民船运送,则原议每石一两,尚可节省一钱;自寨起旱,或骡驮或人负,原议每石二两,尚节省一两。临时咨商豫、楚督抚酌量增减,据实报销(玖志卷七“转运”)。

乾隆二年(1737年),商州歉收,谷价渐贵。商州知州王如玖详请借动库银,委托商南县典史张恒及本州绅耆邵纯臣、张福全,往豫境之淅川、邓州等处采买粮食,从水路直运至州城,开厂平糶,民不病于艰食。共动拨库银并借用商税计银2436两零,采买市斗谷1880石。每石粮价约八钱上下不等,加车脚船费约二两二钱上下。此亦转运已试之成效也(玖志卷七“转运”)。

乾隆间,陕西省铸钱局每年委员赴楚采买铅点,必由襄阳水运抵龙驹寨,再经商州驮运至省城。年约采买白铅二十九万斤,黑铅四万五千五百斤,点锡约一万四千斤以上,以上三项共约三十五万斤。每块铅点重约三十余斤不等,共约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二块。历年官铅运载到寨迟早不等,雇脚驮送自正月起,直至八九月间始得运完。襄阳船只每月至寨约有二百号。向来官铅运输客货两无阻碍,不料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左右,襄阳船行竟将船只藏匿于数十里外,籍以勒增客商船价。铅船每只装铅八十四块,官价向为八两上下,而船行须勒至十六七两不等。客商多受其累,而铅运亦多濡滞。商州知州罗文思察知襄阳船行舞弊情节之后,建议:若按到寨铅船每只带铅十块计算,一月可由襄阳运寨二千块,不过六月即可全数运完。如至寨运铅船价仍按每只装载八十四块,官价八两上下之数合算,每块发给价银一钱,船户、客商皆不吃亏。上峰很快就采纳了罗的建议,从此,铅运更加迅速,官民也两便。

同治五年至光绪六年(1866-1880年),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期间,深感“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为了解决西进大军军需物资转运这一难题,左宗棠合理调整运输路线,在充分调动农民积极参运的原则下,精心筹办短途运输,在差运沿途设置食宿供应站,解决人役饭食和牲畜饲料问题,以保证规定的装载量不致于因为长途运输而消耗大半。运往陕甘前线的军需物品,大部分来自东南各省,运输路线漫长,左便于上海设立“转运局”,汉口设立“陕甘后路粮台”,襄阳设立“水陆转运总局”。转运路线大体分为五条,由上海经长江、汉口、丹江诸水道,运至河南淅川荆紫关,再起岸陆运,途经龙驹寨到西安,即为其中的一条路线。至于两湖的军粮,则循汉水运至白河县夹河口,再利用甲水运至山阳漫川关,然后起岸陆运,经商州转至西安;或由汉口运至旬阳旬河口,再起陆经镇安、孝义厅(柞水)等地转至西安。

光绪三年(1877年),陕西大饥,商州尤甚。陕西总督奏准朝廷,委员赴楚、豫采买杂粮六万九千二百九十六包,由河南赊旗镇、荆紫关陆运入武关,经龙驹寨、商州、兰田,转运西安。是役自三年冬月起至五年二月止,为时十六个月。除散给商州贫民六千二百九十六包外,共运省五万九千包。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慈禧携光绪皇帝由北京逃难至西安,省会粮食供应陡然浩大。漕粮自湖北均州小江口入丹江,运至龙驹寨。自龙驹寨以西,仍依照旧例,按站递送,每站按市价发给脚力。商州境内共设棣花、白杨店、县城、麻涧、黑龙口、牧护关六站。过牧护关后入兰田县境,即为通车道路。以上为龙驹寨历来官运漕转之经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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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清帝逊位,共和建立,但改朝换代的隆隆炮火,并没有动摇龙驹寨水旱码头的根基,它仍一如过去,持续繁荣昌盛。辛亥革命时曾发生一件涉外事件,为本文的上述观点提供了事实支持。1911年12月间,在陕西各地及西安的英、美、德、日、瑞典、挪威侨民三十五名(其中有日本人十八名),合而组成“避难团”。经与陕西军政府反复交涉避难方法,一致以沿汉水前往汉口为最便捷、安全。十二月三日避难团自西安出发,外交部派兵二十名沿途保护。九日到达龙驹寨。十二日换乘民船沿丹江、汉水下航。陕省军政府为保卫外侨安全,复派十七只兵船护航,于陆地另派马队百余人尾随同行。行至商南普峪河,接外国传教士来信,言普峪河下游便是革命军与清军的分界线,如与革命军同行反有危险,遂与革命军分别。终于翌年元月六日夜间安全抵达汉口,抵汉时外国侨民已增至六十人(《辛亥革命资料》,原载《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一号)。通过这件史实,我们可以知道,辛亥革命正值新旧两股力量激烈对垒交战之时,龙驹寨水路交通仍然尚臻至全,外国侨民和保护他们的革命军合共一百五十多人食宿、活动于寨镇约三昼夜,均未发生意外,可见寨镇社会秩序良好、安全,商业贸易活动并未因革命的发生而出现混乱状况。

民国十三年(1924年),《李克强等视察商县报告书》(原载《陕西省第一届各县政府视察》第一卷,1924年)中也说到该县东二区龙驹寨,“水陆交通,商贾云集,街道之长达七八里,市内颇称繁盛。”在“金融”分节中,《报告书》又写到:“该县东镇龙驹寨,向为商贾云集之地,街市金融亦复类此。并有该镇商会出有一种钱票,查系民国十年九月陆军第七师到镇,市面非常紧急,该镇为流通地面,维持现状起见,始出此票三千串以资周转……该镇本地人‘恒盛合’号,本年阴历四月亦出钱票五百串。查其基本财产,计有一千五百余串,尚能相抵以上两种钱票,信用均好,现尚未有逐渐收回的准备。”发行钱票等同纸币流通,向干例禁。龙驹寨商会及“恒盛合”商号的做法显违定章。之所以要如此去做,完全是为了应付寨镇大军云集,市面现钞吃紧的突发状况。从中我们也可以捕捉到当时寨镇生意依然十分景气的历史信息,否则商会决不会干冒着风险私出钱票的傻事。

原载于1941年2月《西北资源》杂志第一卷第五期的《西北交通概况》一文,也说丹江“在商县以上,河水行山峡中,不能行舟。商县至龙驹寨一段,河幅亦狭,须夏秋水涨时,始可通民船。龙驹寨以下,河流渐宽,水亦渐深,大船可通行无虞。自龙驹寨至荆紫关至老河口,下行二三日,上行七八日。唐时湖广漕运多经此道,即由汉口沿汉水至老河口,由老河口沿丹江至龙驹寨,由龙驹寨再陆运至西安。清末左宗棠征西,其湖广漕粮,亦多由此路供给。此路航运至民国以后仍未衰,故龙驹寨之商业,当时曾盛极一时,直至陇海路通车以后,始渐衰。”

四、商於古道文化传统的丰富内涵

基于以上对商於古道历史文化现象的复述,和多年来对这条古道文化传统,以及它在近现代的成长、发展历程的研究,我们认为:商於古道实属改革进取之道、人文风化之道、经贸商帮之道、生态旅游之道,沉淀在商於古道上的历史文化资源异常丰富多彩,丝毫不逊于关中文化和陕北、陕南文化,有的文化亮点甚或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商於古道的文化传统内涵可以说是异彩纷呈,风姿绰约。其现实的认识价值亦高远精深,可以启迪后人,昭示千古。尤其是“秦风楚韵”和谐交融的地域文化特色,更是商洛地域文化明显区别于陕西其它地域文化的一颗闪亮美丽的明珠!

商於古道文化传统丰富的文化内涵,细分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商於古道是楚国的先祖率先开发出来的。在史前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楚人的祖先们在山林密闭的荆山脚下,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守望相助,艰苦创业,为建立自己的国家默默地做着准备。为了讨得周文王的庇护,他们在商於一个叫做“丹阳”的地方,披荆斩棘,“以供王事”,为周人提供讨伐殷商的“桃弧棘矢”(弓箭),以及周王室滤酒用的苞茅(龙须草)。后来,楚国虽然失去了商於十五邑,但主张“连横”的政客张仪却深知“商於六百里”在楚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他以此为诱饵诓骗楚怀王,终于获得成功。强大的秦军并在嗣后将发奋雪耻的楚国军队在丹阳一举击溃,俘虏楚国大将70余人。怀王的愚蠢和怨哀,连“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在事隔二千多年之后都深感痛惜,他由湘入陕途径武关时心情极不平静,忿忿地写道:“横空绝磴晓青苍,楚水秦山古战场。我亦湘中旧词客,忍听父老说怀王。”

现今楚人怀念的“商於六百里”,仍然保留着大荆、荆河、楚山(商山)、楚水(南秦河、三十里铺河)、紫荆(疑为“子荆”,“子”是楚人首领鬻熊的封爵)等古代地名,它们忠实地记载着二、三千年前楚人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之上,聚居、繁衍和生产、生活的历史足迹。更为重要的是,楚国发祥地“丹阳”在商於古道上的新说法,为破解我国楚文化研究中的若干难解之谜找到了新的研究途径和目标,同时也为我们研究“秦风楚韵”的地域文化特点找到了历史的滥觞和源头。

另外,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上古、中古时期,国家的行政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都在西北,长安又是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地方,商於古道因为捷近便利的关系,自然而然成为关中平原和江汉平原,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广大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的一条重要通道。其间,中国发生的若干重大事件,都在商於古道上有着突出的表现。换句话说,这条古道从其开启之日起,就一直为中华民族发展前进的历史进程默默地做着自己应有的贡献!即使首都东迁北上南下,长安变为列蕃,商州化为小郡,她依然在做着自己的奉献。北宋时的贤相吕端,宋太祖赵匡胤评价他是“大事不糊涂”,而他升迁之前的历练之地即在商州。宋金“绍兴和议”之后,商州沦陷,但先前治理商州十年的抗金英雄邵隆,此间虽已改任金州(今安康),但他不忘为国收复失地,常派兵化妆偷袭商州守敌,因而遭到奸相秦桧忌恨,暗地差使人将邵隆毒杀。明成化年间,商洛又是“荆襄流民大起义”的主要活动区域,明王朝在两次武装围剿失败之后,不得不改变武装镇压流民起义的办法,转而采用绥靖安抚的办法。一次在商洛安置流民四十六万,并设置了山阳、商南二县,洛南、镇安、柞水亦从华州和西安府析出,重新归商州管辖。明末商洛又是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军的游击根据地,商於古道上常常驰骋着这些反明英雄矫健的身影。清代左宗棠征西时,武器、辎重、被服等物资自上海通过长江转至汉口,然后分两路转输西北前线,一路走郑州、洛阳,另一路则是经襄阳走汉水、丹江,在商州龙驹寨起旱,再陆转西安。商於道为平定西北回民叛乱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辛亥革命爆发后,商州又是陕西最早响应并以实际行动推翻清王朝统治反正光复的县份之一。陕西革命军东征在潼关受挫之后,移军洛南休整,商州士绅闻讯踊跃捐款、资助革命,终于迎来清帝逊位,南北合议成功,共和建立。

商於古道的文化亮点,值得大书的,还有遐迩闻名的“商山四皓”。四皓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群体,在秦末汉初这样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相携一起,出山亮相,率尔解决了刚刚建立不久的西汉王朝的皇储问题,使汉初社会没有发生大的政治波动,使百姓黎民拥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政治生活环境,确实是功莫大焉。“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是四皓在《采芝歌》中,对他们“高尚其事,不事王侯”主张的进一步诠释和声明。他们宁愿选择贫困却能掌握自己独立个性的生活场景,也不愿委身折腰去侍奉皇帝王侯,而失去做人的尊严。这种文化精神,是四皓乃至中国早期隐逸文化中最可宝贵的一种人格精神,对后世的士人阶层影响极大,在东亚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也产生过一定影响。四皓的这种保持个性独立、不与浊世合作的文化精神,即使在当今社会也应该予以提倡。

总而言之,在中国政局分裂时,商於古道是战争征伐的军事孔道;全国统一之后,它又是南北政治、经济交流沟通的一条主要通道;特别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方面,商於古道又常常适时地担当起西北强势文化与江南强势文化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相互融合、相互提高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条历史古道又可以说是中国统一国家形成的奠基地之一。

(二)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将商洛文化的地域特点归纳为“秦风楚韵”。有的文章还进一步将其形象地总结为“既有北方之旷野,又有南方之灵秀”。实际上,秦、楚文化交映生辉,又各自异彩绽放,这正是商洛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特殊的地域特色交织一起,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文化品质和精神的两个不同层面。

商洛地处楚头秦尾,在秦楚争霸的战国时代,域内各地方的行政归属长期处于频繁的变动状态,用“朝秦暮楚”一词形容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因而,民风习俗依秦近楚,当是必然的、合乎情理的。另外,考察三千年的商洛地区发展历史,即可知晓移民文化始终是本地区人口结构自然变动的一个重要因素。自明代以降,特别是清初的康乾时代以来,商洛广大地域的浅山、深山区,承载着艰巨而又繁重的山区经济开发重担的,一直是从中国南方诸如江西、安徽、广东、湖北各省,因禁海、灾荒等历史原因,辗转迁徙到商洛各县谋求生计的“下户人”。明末清初,长期的战乱屠杀,使商洛各县普遍户口凋零,人烟稀少,大批移民的落户,适时适地补充了商洛山区劳动力的“奇缺”,也有力地推动了山区经济的开发。历史上将这次移民高潮,称作是“湖广填陕西”。

这批移民数量巨大,分布范围较广,虽在下户之初,因为下户人和原住民各自所持的文化、风俗、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经历过一段必然会产生的磨合期,但迄今他们早已融入了当地社会,成为商洛居民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他们的语言、信仰、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却仍顽强地保留着第一代移民从原籍带来的那种深刻的乡土印记。有的移民村落迄今甚或名称还带有强烈的移民色彩,如江西沟、广东坪、广东吴等等。与他们和睦相居的原住民,则依然固守着自己祖辈们传承下来的秦地文化,保持着秦人世代遵循的行事原则和气质习俗。秦、楚这两种异质文化的共处和依存,从而使商洛地域文化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特色也更加鲜明生动,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异彩纷呈。同关中、陕北,以及陕南的安康、汉中相比,确实是别具一格,风姿各显绰约之象。首先是性格优势上的区别。鲁迅先生曾说过:“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诚哉斯言,商洛的原住民和下户人的性格优势正是如此,秦、楚文化在商洛的表现都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勇者与智者,粗犷与细腻,笃厚与精细,彪悍与机灵,尚武与善断,爽直与沉稳,两肋插刀与卧薪尝胆,冲锋陷阵与韧性战斗……其次是语言至不齐一。居住在川道的原住民多操秦音。下户人因为籍贯的不同,方言也各有不同。广东籍的操粤语,江西籍的操江西语,安徽籍的操安徽话,湖北籍的操湖北话。当然他们所操持的原籍语言已与今天的原籍语言有一定区别,实际上已是第一代移民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当地方言的语言化石,在语言的发声方法、声调音标等等方面,只能是停留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再其次是风俗习惯的差异。比如祭礼。原住民多以龛盛主,高祖曾祖考妣礼事并祀,以示尊祖传宗之意,下户人普遍祭“天地国亲师”,充满敬天崇地、爱国念祖、联疏为亲、尊师重教的文化心理。殡葬音乐,原住民多用秦腔、杂剧,兼尚花火。下户人则讲究唱孝歌(即“转转鼓”),教化世人。在婚俗方面,原住民迎亲活动多选择在上午十二点之前进行。下户人率皆选择落日之后的黄昏时分,新娘到夫家的时间须看不见来路和房脊,这大概是上古时期“抢婚”风俗的遗孑吧!再其次是饮食文化。原住民的主食类同于关中,古代军队行军时的方便食品如锅盔、然面、刀削面等,仍然在原住民的食谱中占有重要地位。冬季,浆水卧酸菜、盐腌咸菜是原住民的主要过冬蔬菜。下户人大多以泡菜为主,当令时蔬有啥泡啥,一年能泡到头。客人到来,不动烟火就能立即摆出下酒的四色盘碟。有的移民村庄还有保持着过时过节吃年糕的江南习俗。洋芋糍粑,是商洛的下户人很普遍的一种家常食品,原住民也喜欢吃。下户人宴请的有名菜肴有“十三花”、“八大碗”,荤素兼具,制作精湛,品味独到,而今已是招待四方游客的驰名旅游品牌食品。关于商洛的移民文化,我们目前的研究还很薄弱,亟待开展全面深入的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所幸历史上的移民后裔为我们留下了300多通祭奠先人功德行状的石碑和碑文,这些碑文清楚地记述了各姓先祖的籍贯来历,在落户地的发家经过,为当地经济开发或从事教育或悬壶济世等方面所做的贡献等,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商洛的移民文化提供了大量弥足珍贵的田野遗存史料。

(三)彪炳显赫的红色文化

红色文化在商於文化传统中是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篇重要文化遗产。从1927年商洛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支部建立,到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支红军曾经先后在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豫鄂陕边的广大区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前者是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转战商洛时创建的,后者是中原解放军北路突围部队在胜利实现战略任务后,根据中央指示,进入商洛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时创建的。

尤其是当中国革命暂时处于低潮时期,中共鄂豫皖省委率中国工农红军第25军长征入陕,浴血奋战创建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不仅是“红军战略转移途中创建的唯一一块革命根据地”,而且这块根据地的建立,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由南方转移到北方做出了重大贡献。对红25军十个月的长征,徐向前元帅曾做过一段精辟的评价,他说:“它独立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使自己得以休养生息。它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成为主力红军北上的先导,为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在西北建立了特殊的功勋。”毛泽东1933年2月9日对来陕北苏区进行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说的一席话,讲得更明白:“徐海东之由陕南经陇东入陕北,乃偶然成为中央红军之向导。”中央红军原来长征北上是准备“到接近苏联的地方去”。后来通过哈达铺地方的报纸,才知道陕北“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1935年9月27日在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权衡,遂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陕北)根据地。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证明红25军主力离开鄂豫陕根据地继续长征,完全符合党中央北上的战略意图,为党中央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初到陕北,经济拮据,后勤供应极其困难。其时正是严寒的冬季,士兵还穿着单薄的衣服。毛泽东很是着急,情急之下便想到了从陕南革命根据地来的红25军应当有点积蓄,于是便派中央红军后勤部长前去向徐海东求助。徐海东慷慨解囊,第二天即派人将5000块银元送到中央红军驻地。彭德怀同志第四天去看望徐海东,连称徐海东是“财神爷”,雪中送炭,中央红军应当“多谢你这位财神爷”。若干年之后,毛泽东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回忆这段历史时还深情地说:“在陕北最困难的时候,还多亏了海东同志借给我的5000元钱!那几千元钱,可是为革命帮了大忙。”主席的表扬,不仅是对徐海东同志所率领的红25军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对以商洛为中心区域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帮助中央红军渡过难关所作贡献的表扬与赞赏!

(四)颇具影响的现代文化

值得商洛人骄傲并引以为地方人自豪的现代文化现象,当属本土作家贾平凹,以及集中在他的旗下的“商洛作家群”,以及驰名全国的“戏剧之乡”。

贾平凹是我国当代文坛屈指可数的文学大家和文学奇才,是一位当代中国最具叛逆性、最富创造精神和广泛影响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作家,也是当代中国可以进入中国和世界文学史册的为数不多的著名文学家之一,被誉为“鬼才”,曾多次获得文学大奖。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声中控诉罪恶、抚摸创伤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作家平静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的一支清新诱人的松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满月儿》1978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八、九十年代,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进一步促进了文学界艺术界主体思想空间的开阔,创作理论方法的更新。这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对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此一时期,他的《腊月·正月》获1984年中国作协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小说《浮躁》获第八届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爱的踪迹》1989获首届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废都》1997年获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废都》受到社会上一些质疑和批评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从此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知天命”以后,贾平凹的文学境界更为淳厚扩大,对快步于经济全球化途程中的人类生存现状和中国这个后发展中的农业国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和人的心灵、精神状态深重关切。《秦腔》、《古炉》写的是这块土地上创伤巨大的“文革”全景,但它的背景却广阔至千年、百年的中国文化和人们的命运精神,还有并未为多次“革命”所根本改变的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匮乏,人性的至善和至恶、聪明和愚昧。由此,《秦腔》获中国茅盾文学奖。而用近三年时间完成的《带灯》,写的则是当下同步的中国,更加鲜活的中国农村。《带灯》反映的已不只是这块土地上的贫穷,而是他们被忽视、被欺骗,权利的被剥夺,是乡村社会秩序之下的公平、正义的缺失。《带灯》以其对于现实的坦诚勇敢和深刻,证明了在当今世界、中国新的文明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作家,对自己使命和责任的忠诚和坚守,对于自己文学信仰的忠诚,对于作家法则的实践。因此,《带灯》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势力榜2013年度好书奖。

目前,贾平凹的文学作品已以英、法、德、俄、日、韩、越等文字翻译出版了二十种版本。2013年初,法国政府还因为他取得的文学成就,授予他法兰西金棕榈文学艺术骑士勋章。

在贾平凹文学精神和作品成就的感召和鼓励下,商洛新一代的中青年作家不断涌现,其创作发表的不少作品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效应,遂引起了文学评论界的充分注意,外界并将其合称为“平凹现象”、“商洛作家群”。在这个新生的群体中,成绩比较突出的作家有方英文、孙见喜、鱼在洋、李育善、刘少鸿、姚书铭、陈敏等,知名的诗人有慧玮、李邦印、党磊、南书堂等。方英文的长篇小说《落红》、《后花园》,孙见喜的《山匪》,鱼在洋的儿童文学集《雪夜奇遇》,陈敏的小小说集(五本),李育善的散文集《山里的事》,刘少鸿的《醉柳轩随笔》,李邦印的诗集《八拍新歌》,南书堂的诗集《紫苜蓿》、《临河而居》,慧玮的诗集《中国琴》、《月光之妖》等,出版发行后都得到了读者们的一致好评。

上个世纪,由商洛剧团创作并演出的花鼓剧《夫妻观灯》、《屠夫状元》、《六斤县长》,道情剧《一文钱》等优秀剧目唱红了大江南北,其中《一文钱》、《六斤县长》还被搬上银幕,拍成电影。这批优秀剧目的成功演出,在全省、全国戏剧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大幅度提高了商洛花鼓和道情的知名度,同时也为商洛赢得了“戏剧之乡”的美誉。2003年该团推出的花鼓剧《月亮光光》,又荣获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优秀剧目奖和编剧、导演、作曲、表演等8个单项奖。同年十月应邀晋京参加国庆五十五周年献礼演出。嗣后,该剧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数百场,并在中央电视台等多家电视台实况播出,广泛赢得好评。

商洛花鼓和商洛道情是流传于商洛地区的两个特有的地方剧种。花鼓,民间俗称“花鼓子”、“地蹦子”。清光绪年间,由湖北灾民“化谷”时传至商洛。随后与商洛流行的山歌、小调逐渐融合,并兼收渭南、华阴一带的秧歌、眉户,逐步形成具有商洛浓郁地方特色和朴实、动听风格的地方小戏。商洛道情最初以皮影戏的艺术形式进行演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商洛戏剧界的几代文艺工作者对其进行挖掘整理,不断革新摒弃,使这一古老而又蕴含丰富的剧种大幅度地提高了自己的艺术表现力,而且使它的音乐感染力强烈,旋律质朴,语言真切,贴近百姓生活,所以深受广大观众喜爱。2010、2011年,商洛花鼓和商洛道情分别被列入国家第一、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结束语

我们应当承认,随着岁月的推移,传统文化在具体内容或者形式上的可继承性可能是逐步减弱的,但隐含在其中的思维方式、审美范式和精神情绪的可继承性,却反而会逐渐加强,其认知历史和参照现实的价值反而会越来越被现代人所重视。因为传统是一条永远在流动的长河,它不是固化的文化化石,它的生成和发展其实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传统总是在新质生产力要素出现之后,逐渐向社会文化层面辐射,而后开始形成新质文化,而在新质文化的涵养中逐步传续、承接下去。不是新质文化、新阶范畴,一般不能构成传统。传统必须要在真知、异识和灼见中发展。因此,我们说创新才是传统文化最积极的继承和发展。

在惊叹商於古道沉积的文化资源的富饶之余,我们也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些资源遗址大多尚处于原生态状态,或者破坏严重,千疮百孔,斯地已空留遗迹,面目全非。即使已开发为旅游景点,而开发水平严重滞后,资源优势和人文价值并未得以充分体现。加之,旅游景点居民的人文环境相对落后,与斯地所应形成的宣传氛围差距甚大。另外,旅游观光和消费购物的潜力也亟待挖掘。上述现实存在无可回避地告诉我们,商於古道文化资源的开发目前尚处于“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滞后局面。

建设“文化强市”一直是全市人民心中的美好梦想。要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我们就要用切实的创造性劳动证明自己的“代别身份”,既要当好子孙,把祖先创造的好东西留下来,传下去;同时也要当好祖先,给后世的子孙创造新的文化财富,把我们这一代人创造的好东西留给我们的子孙。所以,当前我们在文化产业的发展目标和方向上,就要尽快实现文化资源优势的五级转化,即由资源本位——产业本位——资本本位——创意本位——话语本位转化。像西安曲江文化产业示范区那样,以资源优势和产品亮点吸引,聚集国内外的资本流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向创意本位提升。因为创意——即人的智力——是文化生产最重要的增殖因素,新的大的创意又可能是我们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旅游市场赢得话语权的基础。所谓话语权,即是在文化市场游戏规则、标准、价格制定和市场额度占有率等上的发言权。唯有如此乘风而上,我们的文化资源入超现象才能改变,我们在文化产业范围内的传播才有一定的力度。

附注:《清华简》简介

2008年7月,校友赵伟国向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2388枚战国竹简(简称“清华简”)。这批竹简由校友赵伟国从境外拍卖所得后捐赠给清华的。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的李学勤教授评价说,“这将极大地改变中国古史研究的面貌,价值难以估计”。

经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30年,即战国中晚期之际,与古文字学观察的结果基本一致。

李学勤说:“我们大胆猜测一下,如果这批竹简出自湖北,它的制成年代是在白起伐楚(公元前278年)之前。”

《楚居》篇详细记载了楚国起源,楚王世系及历代楚王定都地点。(来源:商洛市文联网,商於古道官方网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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